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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中国草原生态的新思路

为使中国农牧业实现良好的生态发展, 蒋高明建议加强实施"畜南下、禽北上",来既解决草原退化、又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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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有各类草地(典型草原、高寒草原、荒漠化草原、草甸草原等)60亿亩,是农田的3.3倍,占整个国土面积的41%。但是,如此广阔的草原并没有“喂饱” 数量仅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牧区牛羊。连续多年的超载过牧,造成了中国90%的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由此诱发了沙尘暴等生态危机。

在生态学上有个十分之一定律,即初级生产者的能量约10%进入次级生产者; 从质量看,在健康的生态条件下,全球绿色植物的总量约为2000亿吨 (纯碳), 而被食草动物采食的总量约200亿吨 (纯碳),即约为10%的部分被采食了。中国大陆全部草原生物量只有干重约3亿吨,按照上述十分之一定律,全国能够利用的天然牧草产量只有3000万吨左右,这样利用才能保障草原生态系统不退化。中国现行草原流行的载畜量计算是有问题的,是将草原生产的干物质全部让牲畜“吃干耗净”的。况且在实际操作中,牲畜的数量又大大超过了“理论”载畜量,这样草原没有不退化的道理。那么,如何有效地减少草原压力并科学恢复草原呢?

这个潜力在农田,而不在草原。全国18亿亩农田除了生产了约5亿吨粮外,还生产了7亿多吨的秸秆,其中玉米占38%,小麦22%,水稻19%;另外,豆类、薯类、油料类各占4.8%、2.8%、8.3%,可作饲料的部分占据了94.9%。这样,我国秸秆如果全部转化成饲料,将是草原合理利用生物量的22倍,如果我们利用技术将秸秆饲料的利用价值再提高一倍,这样仅秸秆饲料一项就可以满足全国10亿多只标准羊单位的“口粮”。与草原不同,农区秸秆全部被牛羊吃掉,再通过粪便或沼渣还田,不但不会引起地力下降,反而增加地力。因此,今后牲畜的主产区应由内蒙古草原、西藏、新疆、青海等低光合生产的传统牧区进入山东、河南、河北、四川、湖南、湖北等的粮食生产大省,即畜要“南下”。

全国养鸡47亿只,平均每人年需求3.7只。但糟糕的是,农民们将的生存空间缩小到几层铁丝笼子里,滥用饲料添加剂使其“速肥”,将生理周期由散养的300多天缩短到不足45天。这样违背生物规律产出的鸡肉造成了城里出现了大量“肥胖族”;狭小的生存空间造成禽流感的蔓延,给国家的食品和卫生安全造成大量隐患。另外,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中国这种养禽方式非常容易遭受国际社会指责。禽类需要的大量自由生存空间不在内地的农家院,更不在铁丝笼里,而在广阔的草原。两只爪的鸡比起四条腿的牛羊来讲,它们对草原根本不形成危害,反而会有效控制草原虫害。因此,今后国民需要大量的真正的“柴鸡”以及“柴鸡蛋”应来自草原的传统牧区。所以,禽类要“北上”。

然而,遗憾的是,在农区,大量牲口的饲料被作为废弃物在田间地头焚烧。尽管国家明文规定不准烧秸秆,但因为我们没有给秸秆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此“令”根本行不通。如果将秸秆充分利用起来,升值的部分可能是其辛辛苦苦种植出来的粮食价值的5到10倍。

山东等地的大部分农田,可亩产粮食1吨多,去掉所有的成本也就是纯收入500多元,还不如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挣得多。而如果同时收获了3吨饲料(含水量70%),则可以使一个成年黄牛足吃150天,实现“2亩地1头牛”,而在草原这个数字是“75亩地1头牛”。牛使农户增值的部分约合每亩地2700元(如果牲口得到充足的食物每天可增重4斤,市场上肉牛5元以上,去掉加工成本2元/天)。要是改养奶牛,这个利润空间更大。

在古代和近代,农业秸秆的去向一是喂牲口,因为农民需要的畜力来自耕牛;二是做饭取暖的热量也来自秸秆。如今,拖拉机取代了畜力,化肥取代了有机肥,煤炭和天然气取代了秸秆。但是拖拉机不产粪,种地没有有机肥呵护是非常危险的,农田出现的环境污染、地力下降以及种植业成本增大等问题,概与化肥取代有机肥有关。

除了物质的损失外,能量的损失也很严重。虽然国家推广了几十年的沼气技术,但由于成本高、缺少动物粪,效果依然不明显。通过秸秆养畜、肥料制沼、沼气发电、沼渣还田,是新农村能源和物质循环问题得以合理解决的重要出路。

因此,要合理解决大牲口口粮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能源问题,一个以消耗作物秸秆为主的粗饲料加工工业必须跟进。这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可为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机械加工业、有机肥业、能源工业、服务业等所公平分享,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可以使该产业链运转起来。如果将全国的7亿吨秸秆充分利用起来,这个“大饼”的直接价值就可以值6000亿元人民币, 还不算为国家节约土地1000亿元在内。

同样,要科学解决中国的草原退化问题、草原虫害问题、禽类食品安全问题、禽流感问题,有着大量空间的草原是养鸡等禽蛋的理想之地。2005年,笔者在内蒙古正蓝旗做过一个实验,300亩草地可以养鸡15000只,每亩可养50鸡,去掉成本和人工费,亩可收入500元,是传统养牛和羊的50多倍(目前内蒙古退化草原的产值不足10元/亩)。

农区养殖要突破秸秆饲料运输难、贮存难、吸收难、转化难等众多难题,根本的突破就是为牲畜生产草“面包”,其中微生物和酶制剂、加工机械和外包装的技术创新,根本解决了青储饲料加工成本昂贵、时间短、烂窖、吸收转化低的许多问题。在山东莱西市,笔者几乎见不到一根玉米秸,全市近10万头奶牛将能够吃的黄秸秆也不放过,当然更不会有人舍得烧掉了。在牧区养禽是解决市场问题,只要大城市居民认准消费来自草原散养的鸡而不是来自农区笼子里的鸡,哪怕价格接近,这个市场也会很快形成。

中国政府应集中力量加强“畜南下、禽北上”这一既解决草原退化、又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在农区和牧区分别建立示范区,利用技术和市场优势带动产业发展,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宏伟目标。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专家委员。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