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车行中国》
何伟（彼特·海斯勒）
坎农格特出版社，2010
试想这样一个地方，这儿几乎所有的司机都是新手。不仅如此，所有的路都是新的，通常都修处于未完工状态，而且在地图上找不到它们，此外，公路上的交通规则并未统一，杂乱无章，且常为人忽略。在一些小镇中，马路边立着的交警只是玻璃纤维制作的仿真模型，而驾校的教练们自己也是一知半解，鲜少有合格人士。这就是当今的中国，在2009年其新车购买数量首次超越了美国。新车主们的父母一辈，曾经为拥有一辆自行车而激动不已。
何伟——彼特·海斯勒，《纽约客》驻北京的撰稿人，他的前两本著作《江城》与《甲骨文》是认识现代中国的珍贵读物，而刚入围萨缪尔·詹森奖的新书《驾车行中国》，将我们带到了更遥不可及的土地。2001年，一领到 中国驾照他就开始了旅程。与中国人的驾车水平一样，这儿的租车业务也是处于起步阶段：磕碰、刮蹭、破损都是家常便饭。何伟不慎撞倒过一只狗，于是租车公司的王（音译）先生问要不要吃了它。
故事如此有趣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何伟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来自这凡事依赖于车的历史悠久的老牌汽车之国， 当然，还有他的自驾游。而中国人似乎从美国佬的高速路得到过些启发，但他们的思维又神奇甚至怪异地显示出不同。当然他们也从没遇到过自驾游的老外。搭顺风车的人与何伟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然后迟疑地问道：“你不是我们中国人吧？是吗？”
何伟可能的确不是“我们中国人”，但他是有着极强认同感与忍耐力的外援，尽管他对于驾车行的期望常常被搅乱。比如说，王先生一直想方设法来描述他租车生意的魅力：一场轻微的车祸就会让他摆出“中美牵引车协会”驾驶员的架势。当然这只是假想，却仍然让大家各得其乐——直到不可避免地，又再 发生一起意外。路边的标语牌此刻更增添了超现实主义色彩：“有知识的人就有三头六臂。”
何伟不会为这些矛盾和窘境吓住，他的行程在继续。他依靠自己的固执，从设障追查他背景和目的的警察中突出重围。有一回在天津，他捡起一张从卡车上飘下来的废纸，却发现这是向英国的伍尔维奇建房互助协会（Woolwich）申请抵押贷款的表格。出于作家的职业习惯，他联系了伍尔维奇想知道他们的材料怎么到了这里。
事实上，无论是新产品或是回收再利用产品的生产，几乎都最后集结在中国。在浙江的沿海山区中，何伟发现了一片几乎不为外人知晓的新兴产业区，在那儿，一个城区生产一种产品。比如说，温州生产世界上70%的打火机；义乌生产世界四分之一的塑料吸管；而大唐镇生产世界三分之一的袜子。当地的企业家们都来自农村家庭，大多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但已经掌握了发财的秘诀。
何伟遇见的一位王（音译）老板，花了一个小时在信封背面描画他的新工厂。他的产品是胸罩背后的金属小挂钩，设备是根据一位一字不识的技术员对以前操作过的德国机器的记忆仿造出来的。他雇佣的员工们大多是有着惊人耐力和决心的年轻女性。何伟与他们的家庭深入交谈，一同进餐，拜访他们简陋的家——除了他们偶尔从老板那里争取点儿额外的奖金外，何伟能看到在很多方面政策的缺失或不到位。接下来的篇章就像是标准的发展研究教材，这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个领域鲜少为外人触及，更不用说实地考察了。
行文过半，激昂热情的基调却发生了转折。在一次北京租车游中，何伟来到位于一段被废弃的长城遗址脚下的三岔村。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设法挤进城了，这倒方便了何伟在这儿租一个住处。慢慢地，留守的村民们接受了他，这也有利于他观察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即使这只是个被遗忘的角落。然而北京的有车族们为了郊游与野餐，意外发现了这个村庄。饭店也因此开张起来。一部分人赚到了钱，包括租房给何伟的那户人家，至少也在物质条件上得到了改善。
然而幸福感比起钱来说，来的就慢得多，在这里何伟观察到了人们的悲观与被压抑的愿望。他轻易不参与其中，否则感情的闸门就关不住了。他与房东家的独子魏佳（音译）感情深厚，他们的故事却悲喜交加。他初来乍到时是引起轰动的不速之客和孩子口中的“怪物”，如今却已经是深受信赖的“怪物叔叔”，在此期间，他曾经在男孩病重时救回了他的性命。
这本书满是精彩的亲身经历，正如他遇到的长着“书法笔误般的盘根错节胡须”的搭车客那样栩栩如生。这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幅文明边被毁灭边被创造的画面。三岔村魏佳家中的客厅，正是混乱的文化与社会的真实写照，其摆设的饰物繁多而杂乱：瓶中泡着猪胎儿，两枚从长城捡回来的明朝时期的大炮，一个佛龛，两瓶尊尼获加牌威士忌，还挂了些画，上面画着人民军队的坦克正对着 丹佛市的一方天际。作者四顾而言：“谁能弄明白这样一个世界？”
我们向正在努力寻找答案的何伟表示感谢。
凯文·罗施毕的新书《天堂：影响世界的思维史》已由罗宾逊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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