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

走访中国“癌症村”

2008年,年轻人刘立灿自费走访了20个“癌症村”,亲眼目睹经济高速发展、环境急剧恶化背景下那些生病的中国乡村。中外对话张迎迎对他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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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迎迎(以下简称张):您为什么要走访这20个省的20个“癌症村”?

刘立灿(以下简称刘):因为工作需要,我在2006、2007年看了很多有关环境污染的报道。对我冲击最大的就是“癌症村”这个名称。虽然癌症越来越常见,但是一个村庄被称为“癌症村”,那就有些恐怖了。而且,大部分村庄都被怀疑和污染有关,显然是环境问题所致。我想知道:那些村庄的人如何面对污染和疾病?那些村庄是否真的由污染带来癌症高发?有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又如何抗争、自救?中国最近20年出现这么多“癌症村”,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否找到解决办法?这些问题都没有人提供现成的答案,所以就想自己去实地去看看,了解情况。还有一个想法是,即使个人力量渺小,但了解情况后,或许可以告诉有资源和力量的人或者机构,来帮帮这些村庄和村民。

张:你在这些“癌症村”看到了什么?

:我到过的大部分“癌症村”和中国一般村庄看不出什么不同。人们仿佛没有大事发生一样正常生活、劳作、盖房子、出去打工。稍微观察后,才感觉到一些不同的细节,例如有的村民家中有饮水机,因为原来的井水或河水不能喝了;最靠近污染源的一些人家搬走了;在离污染源近的地方,可能只有一片荒草,村民说那里好几年都种不出庄稼;原来的小河或者池塘,由于污染严重丧失了水功能,变成倾倒垃圾的地方。

有村民告诉我,因为污染,有时候浇水会把庄稼浇死,牲畜有畸形,难繁殖,河里的鱼虾不见了,小孩子经常有呼吸道疾病。我问过的很多村民,他们总会以若干例子来说明自己村庄污染严重,有的在讲完后,说“我们也不懂的,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厂有关”;还有的说:“你来看这个有什么用呢?谁来也没用啊。”

相比恶劣的环境,有时村民这种无奈和失望更让人觉得不安。如果大家都觉得没指望,把“癌症村”当作现实来接受,那么我们恐怕会看到更多的“癌症村”。

张:那么工业污染是这些地方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吗?另外,这些“癌症村”的分布有什么特点?

刘:工业污染被认为是大部分村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我走访的村庄也不例外。之所以说“被认为”,因为要确切地说就是因为某个工业污染还需要很多证据。只能说在很多村子,怀疑主要是工厂的污染导致了癌症等疾病增多。

就全国整体来说,“癌症村”有一些规律。时间上,大部分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空间上,东部和中部地区远远多于西部,这和经济发展水平大概正相关,不过东部和中部看不出数量上的太大差别。

张:为什么这些癌症高发现象出现在农村?相比之下,城市是怎么样的?

刘:“癌症村”的出现,从整体说,我总结的几个因素是:全面的工业化,政府不作为,农村防护体系薄弱。这三个因素,其实都是由于我们只追求经济增长——以GDP为唯一指标——的结果。只追求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更严重。

癌症高发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农村,实际上中国城市的癌症发病率高于农村,媒体也有过此类报道。之所以关注“癌症村”,一方面是城市的防护体系比农村要好得多,因为大部分医疗、救助等资源集中在城市,出现问题容易得到回应和帮助;另一方面,农村的污染,尤其是很多外来工厂的污染和作为城市垃圾处理地的污染,村民承担损害而没有任何补偿。而且尤其近些年,很多工业从沿海转移到内地,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对农村地区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从环境损害中获益的,往往是那些强势的占有资源的群体;而村民这些弱势的群体非但无法获益,还受到最大的损害,并且难以获得基本的救助。这当然不仅是对“癌症村”,城市的一些居民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提出了“环境公正”问题。

张:在你去过的湖南省望城县书堂山村,村民、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分别在癌症高发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村民的诉求是什么?他们的情况在全国的“癌症村”中具有代表性吗?

刘:村民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污染企业通常不承认污染,更不要说承认癌症高发与污染有关了。他们或者在政府部门来检查时已经得到消息,做了修正;或者是利税大户,有强大背景;或者对无法避免的污染证据,赔偿一些田地等损失而不考虑疾病问题,总之得到惩罚的几率不高。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倾向于保护纳税的企业,;或者没有能力判断污染和癌症高发有关,所以不太会积极严格按照村民的诉求来行事。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书堂山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那里,有的村民执着地上访或打官司,有的希望得到赔偿,还有的帮助工厂说话。村民要得到赔偿很困难,工厂有各种手段:欺骗、分化村民;在政府检查的时候有内部人通风报信;拖延,一直不承认、不解决问题。这个污染工厂后来被检查出来是环评不合格就上马生产的。当地政府的态度则以保护工厂为主,对村民的合理要求反应非常消极,村民闹事后,政府还动用了暴力机器。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下,村民能够获得的赔偿只是针对耕牛病死等微小的经济损失,他们没有能力主张更多的权利。

张:这些“癌症村”中,村民们并没有以健康受到损害的名义进行起诉,更多的是对直接经济损失的索赔。这是为什么?

刘:污染和疾病的关系复杂难断,这是事实,也成了政府和企业的借口。而且从村民的认知来讲,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因此也很难判断。另外,工业污染对于庄稼、牲畜、田地、鱼塘、房屋等的侵害容易发现和确定,对于人体的侵害比较隐蔽。即便是对于前者,村民也很难得到赔偿,更不要说以健康的名义诉讼了。

张:如何改善这些“癌症村”的状况?政府应该做什么?环保专家和环境组织可以做什么?

刘:我们需要给村民救助,无论是医疗还是法律的,起码也要给个说法。要加强农村的防护体系,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能再片面的以GDP增长为目标,要更多地考虑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我以个人身份去,告诉村民我无法帮他们什么,很多村民还是愿意跟我说说,看有无希望帮到他们。掌握专业技能和资源的专家如果能够进行独立的调查或者救助,对于村民都是极大的帮助。例如从提高环境和健康知识的角度,从具体协助提供清洁饮水的角度,从提供法律等救济服务的角度,从初步的调查及呼吁外界关注的角度,都可以帮到村民。

 

刘立灿,ICCD国际传播促进中心环境健康和气候变化项目经理

张迎迎,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

图片来自绿色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