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环保事业而奔走的人们 - 中外对话
污染

中国为环保事业而奔走的人们

北京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许可祝和她的团队为生态退化现象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帮助他们争取权益。克里斯蒂娜·拉尔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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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园里,办公室面积不大,外面的走廊光线昏暗,墙上的漆都已经开始脱落,上面挂着金色的标牌,虽然很不起眼,但这间办公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境内公共利益法的中心。










办公室分成几个小间,非常拥挤,书架上摆满了文件夹,里面都是手写的资料,记录着中国各地发生的河流污染和土地污染的案例。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的几张金黄色与栗色相间的挂毯是边远村庄的居民送给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礼物,感谢中心提供法律协助,帮他们打赢了官司。

许可祝的职务是中心副主任,同时她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环境法教授,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办公室就位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里。许可祝在大学里的同事们大多仅仅专注于学术研究,与他们不同的是,许可祝在研究法律的同时也从事执业律师的工作。许可祝告诉记者:“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颁行了很多完善的法律法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规的执行。”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是由许可祝参与创建的。而创建这家机构的缘由是她的一次海外之旅,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让许可祝认识到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我造访那天,这位法学教授身着一件宽松的栗色西装上衣,粉色衬衫,下面是条黑色的休闲裤,出人意料地开朗热情。她年纪在45岁左右,一头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肩上,脸上挂着爽朗明快的微笑。透过她办公室的窗户看去就是北京灰蒙蒙的天空。她电脑上的屏保图案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洁白的建筑后面映衬着晴朗的蓝天。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颁行了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规的执行和实施却一直不理想。在最近几年间,虽然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控制日益关注,但中国境内的环境恶化现象却日益严重。虽然北京当局在2002年就承诺在三年之内将硫化物的排放量降低10%,但实际上硫化物排放量在同期却上升了30%(2006年,中国环境委员会的主席曾提出批评,指出中国某些省区级政府只遵守执行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北京中央政府制定的环保法规)。直到今天,在中国境内的很多地方还存在大量无照采矿的行为,这种行为直接导致土壤中的汞含量上升。

在中国,虽然中央政府在决策中注意着眼于长期发展,但地方政府关心的却是短期经济回报和地方保护主义;所以,目前的难题就是如何在环保法规的执行问题上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协调,这个挑战在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也都存在。

但是,很多国家都就此制定了解决方案,以美国为例,美国建立两套主要机制用来解决各级政府间的协调问题,目前这两套机制中国都尚未建立。首先,美国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署对各地方政府下属的环保局拥有直接监督权,而且在地方政府的官员不执行相关决议的情况下有权力进行干涉。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各地负责环境事务的官员都归省级政府管辖,而各省级政府为了维护本地的经济利益,经常袒护当地的工业企业。此外,在美国,如果清洁水法案及清洁空气法案等环保法规没有得到执行,独立环境法律师可以对政府行政部门提出诉讼。而中国却一直以来也没有民告官的传统。

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像许可祝一样的法律工作者正在努力工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许可祝告诉我,她有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环境法规的执行”,二是“告诉公众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目前,权利这个概念在中国是个新鲜事物,不仅仅在环境保护领域,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

十二年前,许可祝还只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环境法教授。她回忆道:“当时,我的工作是纯学术性质的,和法律实务没有什么接触”。1996年,她和作外交官的丈夫去了西班牙。那是她第一次在国外长时间居住,马德里湛蓝的天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她也对当地的民间组织产生了兴趣,那些身无公职却致力于为民请命的人引起了她的关注。

当在西班牙生活了两年回到国内后,许可祝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我意识到北京的污染问题非常严重”。许可祝居住的公寓在一座高层建筑的第十六层,向窗外看去,由于空气混浊,经常无法看清周围的建筑物,甚至在屋里都能闻到空气中污染物的气味。她回忆道:“那时,我的兴趣就不再仅仅满足于环境法的教学工作。我当时想:‘我必须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付诸实践。’”

目前,许可祝所在大学中法律系的很多学生和教授经常到她的中心义务工作,负责接听热线电话,向环境污染受害者免费提供法律建议。

1998年,许可祝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另一位法律教授王灿发共同创建了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王灿发曾被《时代》杂志评选为2007年“环保英雄”之一。翌年,他们开办了一部热线电话,免费提供法律咨询,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环境方面的法律咨询热线。

在开办之初,许可祝每星期要在咨询热线上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现在,负责接听电话的都是志愿者,出于对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使命的认同,大学里越来越多的教授和法律专业的年轻学生都加入进来,通过电话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建议并对他们所说的情况进行记录存档。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接手的诉讼案件中有80多个都是由这个热线电话提供的线索:其中有三分之一已经胜诉,三分之一败诉,另外的大约三分之一还未结案。

许可祝目前负责的一个湖南省的案子很具有代表性。2001年,一家化学品加工厂开始在湖南省的书堂山村进行生产活动。虽然这家工厂向当地政府提供的环境影响证明材料存在缺陷,但是当地干部由于急于解决群众就业问题以及增加地方税收,忽视了材料中的缺陷。

但是,在这家工厂开工后,居住在工厂附近的村民的身体开始出现以前没见过的症状,包括呕吐、偏头痛,而且附近稻田的产量也开始下降,牲畜无故死亡。当地村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这家化工厂把废物废水排放到湘江中造成的,而湘江正是当地居民的主要水源。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志愿者把当地居民讲述的情况记录下来并进行了相关调查取证,以便确认提请法律诉讼是否可行。

在发现问题之后,当地村民首先向化工厂的所有方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安装更有效的污染控制设备。之后,村民们又向当地政府就此进行了报告。但是,直到2004年夏天,化工厂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仍然没有任何改变。于是,村民们开始强制关闭这家化工厂,两次强行进入工厂拆除墙上的供电电源。但是,拆除电源的行为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工厂方面在进行维修之后,只用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就重新恢复生产了。

2006年1月,书堂山村的村民代表陈利芳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她在北京呆了两个星期,晚上就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白天到相关部门上访,要求向国家环保部门反映情况。但是,在见到环保部门的官员之后,她却只得到了一纸公函,上面要求地方政府对她的案子重新审查,而化工厂的污染现象却没有丝毫改善。同年11月,陈利芳再次来到北京,这次,她拜访了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许可祝就是这样了解到这个案子的。

三个月后,许可祝来到湖南实地考察了这家化工厂,对工厂的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并向当地村民、政府官员、以及工厂的工人了解了情况。同时,许可祝还教当地村民如何从化工厂的排放管道中收集废水样品,如何对污染地区的人畜健康问题以及农作物减产现象进行记录。同年5月,许可祝再次来到书堂山村向化工厂的厂主了解情况。

目前,许可祝正在准备对负责湖南省书堂山村的环保部门提出诉讼,理由是该部门批准通过了存在缺陷的化工厂环境影响证明材料。如果胜诉,这家化工厂将停产整改,直到达到相关环保标准后才能重新投产。

湖南省境内的一家化工厂将排污管道直接导入当地水源,当地村民不得已向许可祝寻求法律援助。

目前,在中国各地与书堂山村化工厂类似的环境污染案件数以万计,而许可祝的法律援助中心只能处理其中的一小部分。为了解决这种状况,过去六年来许可祝的法律援助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关于环境法的培训研讨班。到目前为止,许可祝的法律援助中心已经对中国各地的300多名律师和200多名司法人员进行了相关培训。

我在书堂山村采访时,组织当地群众对化工厂污染进行抗议的陈女士对我说,她希望许可祝能“让法律切实发挥作用”。陈女士家中陈设很朴素,不远处就是那个化工厂的大烟囱,透过房间的北窗可以看到后院里枯萎的柑树。陈女士说,过去几年间,她所拥有的本己不多的一切,包括她的土地、健康、以及生计,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陈女士屋中在最显眼的地方挂着毛主席像,墙上还有一面钟,走起来声音很大。湖南位于中国南部,这里曾经发生过两次农民由于不堪重负而起来反抗中央政府的运动:第一次是孙中山的反帝运动,第二次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离书堂山不远就是毛泽东出生的村子。

近年来,湖南省境内屡次发生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骚乱。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中国其它地方。2005年,中国境内共发生了约6万起由于环境污染引发的“公共骚乱事件”,也就是参加人数过百的抗议活动和骚乱事件,参与者的目的都是对河流及农田污染现象进行抗议。中国中央政府的公安部已经把环境污染列为了国家和平稳定所面对的五大威胁之一。如果相关法律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难免会造成一方面工商业主生意兴隆,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农民可能失去一切的局面,这将大大增加农村地区发生民众暴动的危险。

克里斯蒂娜·拉尔森长期报道国际环保问题,主要工作地点为中国北京和美国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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