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公众参与的“三高一低” - 中外对话
污染

环保公众参与的“三高一低”

环保思潮在中国发展迅速,但中国大众仍需要更多有关信息来参与环保。为此,宋欣洲指出,促进公众的参与应列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重点环保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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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国环保部门下决心通过“限批”等手段来打击“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企业。而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公众环保也出现了“三高一低”现象,那就是“热情虚高、呼声虚高、代价真高,社会效益真低”。

热情虚高

“热情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近年直接影响到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灾难越来越频繁,影响也已经从以前的点慢慢扩大到地区、流域这样的大面、长线,直接涉及到的人口越来越多。

农村环境是被政府长期忽略的地方,各类污染企业为了逃避打击、降低成本而安身于农村。长期污染导致这症村、那症村越来越多,于是地方群众自觉自发的站到了环保的第一线。

城市里由于建设规划、环境、卫生、城管、居委会、公安等部门的管理滞后、缺乏协作和不作为,导致一些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个别现象发展成群体行为,衍生出逐渐庞大的灰色利益群体,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为了维护健康等权益,居民们“被迫”关注环境。

这些因为具体的、直接的需求产生的热情往往是“虚”而不持久的,公众对环境的关注也主要着眼于对切身利益的维护。所以很多环境问题往往是稍有缓解,舆论就开始松懈,而公众随着生活的恢复,参与热情重新归于平静。

同时“虚”还体现在,越来越多形式化的环保活动在近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普及、引导和管理,公众难免被一些以企业为主体、利益为目的的强势宣传误导,让公众失去对环境信息的基本识别能力。

这些现象导致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的“虚”化——表面化、功利化,“热情高”成了一个虚假的表象。

呼声虚高

近年政府对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地方的众多媒体也对环保进行了密集的宣传——中央台10多个频道几乎都播出了与环境相关的节目。

由于各种利益群体的介入和环保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未经甄别就传给社会,对公众形成误导,并对其生活、工作、投资等行为带来影响。近年曝光的一些打着环保旗号敛财的造林企业就是实证。

环保奖项层出不穷,而某些评选的不严谨和功利性,给公众类似于“学术造假”一样的印象,企业、官员乐于参与,为自己贴金。老百姓却越来越茫然——环境如斯,我们该干什么?我们能干什么?

当然,因为政府、媒体的强势介入,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终于得到关注,并得到实质的改变。但是,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即使数量庞大的媒体24小时不间断报道,恐怕也只能曝光几十年来堆积的环境问题的冰山一角,环保总局官员对地方保护主义、欺上瞒下的慨叹很能说明问题。而中国媒体由于自身生存规则的制约,注定很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关注。

同时,近年环保总局官员们的高调凸显可贵,可是有限的执法权限是环保部门的一个致命伤。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监察部门的举措时的态度让我们对呼声虚高有了更直接的认识——当他们的政绩和利益受到碰触后,往往激烈反弹。绿色GDP发布的夭折及地方政府对绿色GDP的抵触得以让我们对当下的绿色喧闹有个清醒的认识。对那些不断膨胀的绿色泡沫,不能盲目乐观。

热闹的“环保”之下,很多问题安然的继续存在着,我们看到政府和媒体的环保科普依然是缺乏的。没有正确的了解,哪会有正确的行动?这也是导致呼声虚高的一个根本原因。

代价真高

中国环境问题的代价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我们获取的价值相比,我们治理环境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很高;二是因为短期的发展而失去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个损失无法估量;三是,公民对环境侵害进行维权的代价往往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近年因环境侵害而引起的群体事件频发即是实证。

虽然以上谈到的第一、二两方面的代价最终都通过政府买单完事,让人觉得是转嫁给了政府。其实,细究下去还是无辜的老百姓买单了。本来可以用到发展经济、扶贫、教育等社会基本福利方面的税收,最后不得不花在环境治理上。

对公众参与影响最大、最直接的“高代价”是第三点。由于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不高,所以只有在自己的根本利益受到侵害时,老百姓才会自发的参与。而老百姓在维权时的取证、投诉异常困难。取样、检测等都需要邀请专门的机构,维权者在费用上会面临巨大压力。而很多专业机构从管理、财政关系等方面隶属于地方政府,所以,即使有钱了,这些机构也未必能提供帮助。同时,当事人甚至会受到来自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利益团体的报复。

城市里的参与状况也不容乐观。由于物业等新行业的出现,使一些在社会公序良俗约束下原本井然有序的社区环境管理变得权职模糊,一些问题慢慢衍生出巨大的灰色利益群体。相关部门却通过误解物权法和政策来回避责任,这使市民的调查、举报等主动的参与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响应。一些新兴大型社区成为环境、卫生、治安等恶性事件的集中地,政府的政策在这些地方失去效力。

相关部门对环境违法的忽视和不作为使问题迅速蔓延,衍生出利益群体,不少公众因失望而放弃参与,这种失望情绪会传染给更多观望者,使公民参与力量逐渐削弱。

社会效益真低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关心环保的公众开始转变,对政府举动更多地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行动上表现为对一些环境事件处理的质疑与不信任。而那些置身环境事件中的民众则更多的着眼于政府是否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具体举措。公众对政府部门推出的环境政策失去了解的冲动,导致国家的一些决策难以得到真正的公众响应。

作为环境保护的另一个重要社会结构应该是环保NGO。环保NGO在中国已有10多年历史,可是,这个最应该给公众了解和参与环保机会的“第三部门”却似乎远离了公众,像一个个的“绿色”俱乐部,各自为阵的“独乐乐”。

相当部分的环保NGO缺乏环保专业人士,更多的是由对环保具有感性认识的人组成,造成环保NGO感性大于理性,在面临具体的环保问题时难以发出有理有力的声音。过于感性和理想化使环保NGO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大家乐于交换互相认可的信息,优先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和符合自己兴趣的活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失去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对公众进行必要环境知识普及工作的环保NGO非常缺乏,或者有,也鲜有取得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NGO管理的政策不合理、不健全,环境NGO的存在状态显得暧昧,发展受到制约,运作、管理存在很多的问题。当前中国除了一小部分拥有专业人士,并关注专业环保问题的NGO在一些具体的环保事件中拥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他大部分的环保NGO在公众中的认知度、号召力相当微弱。

以上“三高一低”的状况让人忧虑。中国环保的出路在公众参与,而一切的改变来源于创新和尝试。也只有在政府、企业、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公众环保“三高一低”的现状才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变,让中国迎来环保公众参与的新纪元。

 

宋欣洲:中国民间公益机构"绿色北京"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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