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 (第一部分) - 中外对话
污染

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 (第一部分)

胡鞍钢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现实。但现在中国只有采取绿色战略,才能够推进向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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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高达33%。而后中国迅速衰落为弱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迅速下降,至20世纪中叶仅为全球总量的5%。直到1950年,中国才抑制了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从极低的经济水平正式发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经历了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经济奇迹,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记录,也创造了减少贫困人口的历史记录。今天,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综合国力第二大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根据麦迪森的估计,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再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见表1)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复兴不再是梦想,中国崛起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迅速崛起已经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对世界有所贡献,但也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我认为,中国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机会而不是威胁,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事实上,改革开放的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增长、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未来中国的发展还将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其前提是中国必须立足于国情,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选择适当的崛起之路。我认为,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还必须要“绿色崛起”。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变,走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才能够顺利实现历史性的崛起。

表1 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

一、中国的资源环境国情和自然资产损失

 

中国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十分匮乏。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对世界各国自然资本的评估,在数据可得的大国之中,中国自然资本总量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在世界位居前列,但是人均自然资本为2670美元,仅比日本略高(2300美元),为印度的68%,德国的64%,英国的54%,法国的33%,美国的16%,澳大利亚的7%。在中国的自然资本构成中,农业耕地占75%,其总价值量仅次于印度,能源和矿产占16%,总价值量仅次于美国,这两项构成了我国自然资本的主体。但是环境属性较强的自然资源十分稀缺,即使按照总价值量计算也是如此,例如森林资源、木材资源、牧场和保护区的价值量,美国分别是中国的2.7倍、4.5倍、5.4倍和10.8倍。(见表2)这表明,中国是自然资本的存量大国,又是人均占有小国,且资本构成质量欠佳。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始终是生产力内部的重要矛盾。
 

表2 自然资本的国际比较(1994年)

注:总自然资本=人均自然资本×当年总人口;GDP为PPP现价国际美元。

资料来源:人均自然资本取自世界银行1997年“扩展财富的衡量手段”报告;总人口和GDP数据取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 CD-ROM。

从工农产品产量为主的实物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非常高速的工业增长过程,1978年到2004年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5%,高出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以上。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由1980年的4%上升到2003年的22.0%,也超过美国占世界的比重(为16.5%),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少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比重迅速上升,跃居世界前列,其中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已列世界第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水、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带来巨大压力,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居世界第二位,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将会趋向更加突出。

我国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在产生巨大的资源供给压力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仍在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同时,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仍很突出。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森林质量不高,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环境仍在恶化;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不容乐观;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同时急速的工业化伴随的大规模自然资源消耗过程,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是农村工业污染、城市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总之,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实际上,现行的基于名义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不仅没有扣除自然资产损失,而且将其中过度开采资源和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按照附加值统计计算在GDP总量之中。这就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收益,它是以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环境的严重退化为代价的,必将导致真实的国民福利大为减少(Kunte et al,1998;Hamilton and Clements,1998)

世界银行1997年首次提出了真实国内储蓄(genuine domestic savings)的概念与计算方法,这是一种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它是指在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World Bank,1997)。计算真实国民储蓄率公式为(Hamilton and Clements,1999):

    G=GNP-C-δK-n(R-g)- σ(e-d)+m

式中G为真实国民储蓄率;GNP-C为传统的国民储蓄率,它包括外国储蓄率;GNP-C-δK为传统净国民储蓄率;δ为生产性资产折旧;-n(R-g)为自然资源枯竭损失,n为净边际资产租金率,R为可利用资源,g为开采量,-(R-g)相当于资源存量变化率;σ(e-d)为污染损失量,σ为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当r>g则出现资源尽耗竭;-(e-d)为污染排放累积量变化率,e为污染排放量,d指污染排放累积量的自然净化量;m为人力资本投资,由于人力资本不具有折旧,同时也被视为知识的资本,例如教育支出占GDP比重。

世界银行估算了各国1970年以来的各种自然资产损失,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可以观察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及其变化状况(见表3)。实际上中国在过去20年高速经济发展是不断向自然资产拼命索取和透支的过程,这不仅包括各类污染的损失,而且包括各类自然资源的损失,自然资源耗竭,矿产资源耗竭,森林资源耗竭,水资源耗竭。所谓自然资源枯竭(depletion)是按开采和获得自然资源的租金来度量的,该租金是以世界价格计算的生产价格同总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值,该成本包括固定资产的折旧和资本的回报(return)。

需要指出的是,合理地开发资源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资源租金过低会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如果资源租金不能用于再投资(如人力资本投资),而是用于消费也被视为是“不合理的”。污染损失主要是针对二氧化碳,并按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造成的全球边际损失计算,Fankhauser(1995)建议按20美元计算。这一计算并没有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其它方面污染的损失。世界银行的计算表明,中东地区总财富39%来源于自然资本,几乎全部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在扣除了资源枯竭之后,这些国家的真实储蓄率都是负值(见表1)。哈佛大学的Sachs和Warner(1997)发现,从70年代以来,资源丰富或资源密集型国家经济增长率反而要比自然资源匮乏国家要慢得多。世界银行的研究也表明,那些资源依赖性大的国家自然资产损失大,真实国内储蓄水平相当低下或者为负值。

表3 我国自然资产和真实国内储蓄率(占GDP比重,%)

注:2003年自然资产损失还扣除颗粒物污染损失比率(占GDP比重为1%)。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Database, 2002,2005.

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十分惊人,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损失占GDP的比重约为6%-7%。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这一经济损失达到最高峰,高达GDP的30%;而后逐渐下降,在80年代后半期,这一比重约为15%左右,也就是说改革初期的经济发展是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透支”为代价的;90年代开始下降,到1995年下降了约一半,为7.8%;90年代下半期明显下降,到1998年已降至4.53%(见图1)。中国的各类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变化趋势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大弯路,即“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节约;先砍林、后种树”。 

 

图1 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Database, 2002, 2005.
 

由于自然资产损失的这一变迁趋势,导致中国真实国内储蓄率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先大幅度下降而后逐渐上升,即由于净国内储蓄率在扣除了各种自然资本损失之后的国民财富在90年代以后呈现上升趋势,出现了净国内储蓄率和真实国内储蓄率两条曲线趋同的趋势(见图2)。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进入“十五”以来,真实国内储蓄率又出现了下降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净国内储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能源耗竭和二氧化碳污染损失上升所致,经过绿色GDP帐户调整后,净自然资产损失比重上升为2003年的6.3%,这说明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下降,经济增长模式的逆转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图2 中国的净国内储蓄率与真实国内储蓄率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Database, 2002, 2005.

综上可知,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无论是高经济增长率还是高国内储蓄率都无法真正地识别真实国民财富以及各种自然资源损失的情况,只有在绿色GDP 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才能如实的反映上述情形,尽管世界银行的估算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已经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中国过去20 年环境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自然资本损失占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从而也为我们扩大真实国民财富,特别是提高真实国内储蓄率的重要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中国经济、投资过热,必然对国内、国际资源产生巨大需求,同时也都是以提高资源消耗和增大环境代价作为其成本的,例如1993年和2003年的两次经济过热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样的问题不仅反映在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的上升,还放映在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上升,中国在1986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自然资产损失第一大国,到1993年这一比重一度高达38.2%,而后逐渐下降到占世界四分之一。2003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中国的两倍,但是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却超过美国的两倍(见图3)。   

图3 中美自然资产损失占世界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Database, 200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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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研习工学,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 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胡鞍钢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本文写于2001年1月,朱鎔基总理作了重要批示,发表在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参考》;公开发表于《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作者于2004年10月19-20日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十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又补充了新数据和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