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大自然运动（Campaign for Nature）宣布，东南亚国家对到2030年保护地球30%的陆地和海洋的“30×30”目标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支持。
大自然运动是由怀斯自然运动（Wyss Campaign for Nature）和国家地理学会（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合作发起的倡议。扎克里·阿卜杜勒·哈米德博士不仅是该倡议的大使，还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IPBES）的创始主席，以及伊斯兰开发银行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
在中外对话的专访中，他谈及中国在通往“30×30”目标的道路上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努力在土著居民权利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泰勒·罗尼（以下简称罗）：关于“30×30”目标可能导致土著人大规模流离失所的说法，您怎么看？
扎克里·阿卜杜勒·哈米德博士（以下简称哈）：我们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下，建立保护区侵犯了土著人民的权利和领地。这个“30×30”的目标旨在成为一个从过去的错误和教训中吸取经验的新的保护典范。
为了有效和公平地实现这一更大的保护目标，确保土著人民及其社区的地权应该是核心，因为他们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的守护者。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the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应该推动基于权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应作为合作伙伴参与这些保护区的设计和管理。该框架必须明确保障他们的权利，确保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并符合《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精神。
自然与人类雄心联盟（the High Ambition Coalition for Nature and People）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就这些问题与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Forum on Biodiversity）进行对话。
联合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框架下制定的一项计划，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
该框架包含21个应在2030年实现的“行动目标”，包括保护至少30%的世界陆地和海洋；将外来入侵物种的新引进率降低50%；减少三分之二的杀虫剂使用；消除塑料污染；重新调整或制定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激励措施。
罗：该如何监控或衡量目标的成功？
哈：“30×30”目标已被纳入最新的后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文本草案。这一事实就表明了代表们对这一目标的重视程度。“30×30”目标还有两个关键的方面，一是调动财政资源，确保保护区得到妥善管理，二是确保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得到承认和充分尊重。然而， 我们离在昆明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达成协议还差得很远。正如国际谈判俗话所说，“但凡有一条没谈妥，就相当于全都没谈妥”。
虽然自然与人类雄心联盟的成员正在增加，但一些关键国家，如巴西和中国这样的生物多样性大国还没有加入。另外，除柬埔寨外的其余9个东盟成员国——其中3个具有高度的生物多样性——仍未决定同意“30×30”目标。
罗：国际社会可以与中国开展哪些领域的合作？
哈：中国在昆明主办COP15是彰显其国际领导力的众多动作之一。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它在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个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上存在很多挑战。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的整体方略体现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该计划指出，生物多样性流失严重的形势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资源过度利用、工程建设以及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着物种生存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中国克服上述挑战的经验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分享。它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计划和方案，如《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中国预备加入自然与人类雄心联盟的话，将为全球生态保护努力注入极大的动力。
罗：各国如何确保新的保护区们不会成为“纸上公园”？
哈：这就要靠充足的长期资金、有效的管理、良好的监控和评估、严格的执法和当地社区的认可。
罗：除了“30×30”目标，东盟国家如何通过国际组织更好地参与生态保护的国际合作？
哈：虽然东盟地区的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3%，但它拥有全球重要的陆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包括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评估的所有物种的18%。世界上17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中就包括东盟的三个成员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该地区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他们作为全球公民的责任，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其组成部分的必要性。
作为30年前代表马来西亚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最初参与者之一，我相信，最终大多数东盟成员国会接受“30×30”目标。虽然这些发展中国家仍把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放在优先地位，有时甚至会以损害环境为代价，但保护自然仍然是我们的天性。新冠疫情仍在对该地区人民的生活造成难以言表的破坏。但我们并没有忘记，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攻击。
新冠疫情仍在对该地区人民的生活造成难以言表的破坏。但我们并没有忘记，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攻击。扎克里·阿卜杜勒·哈米德博士（Dr Zakri Abdul Hamid）
从最近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东盟是如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一是2007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协助下，在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境内启动的“婆罗洲之心”（Heart of Borneo）项目。该项目覆盖面积约745567平方公里，相当于英格兰和苏格兰面积的总和，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跨境雨林之一。但“婆罗洲之心”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人们生活和生计的来源，为至少1100万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提供生态服务。
第二，在海洋方面，2007年，在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的支持下，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东帝汶联手发起了“珊瑚三角区倡议”（the Coral Triangle Initiative）。珊瑚三角区面积600万平方公里，是全球珊瑚品种最丰富、岩礁鱼种类最多的海域，并且还是鲸鱼、海龟和其他魅力物种重要的产卵场所。[该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依靠这些水域谋生。这一独特的多边伙伴关系是东盟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又一证明。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