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青藏高原如何从人熊冲突走向人熊共存

青藏高原上的棕熊学会了到人类定居点觅食,人熊冲突愈演愈烈。牧民的信仰、藏区的文化以及现代管理手段,能否化冲突为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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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达村的“防熊屋”试点。图片来源: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甘达村的“防熊屋”试点。图片来源: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牧民俄周一家在刚刚过去的冬天住进了新建成的“防熊屋”,这让一家人终于在夜里能睡上安稳觉。这个屋子和草原上传统的建筑不同,它只在二楼开窗,门和窗的框架都用铁质,而不是木头,屋子的墙体内用了钢筋加固,门前还挖了一道一米深的坑,人需要进出的时候,就用盖板盖上,不然则敞着坑口。

这么多费尽心思的设计,都是为了防熊。熊若是靠近屋门,就会掉进洞里去,这个深度通常不会让它们受伤,还能爬出来逃走,却砸不了门;一楼的屋子没开窗户,也是为了防止它们入侵。人通常住在二楼,可以从窗户里窥见草场上的动静。

俄周生活的青海省玉树甘达村,人人谈熊色变。西藏棕熊(Ursus arctos pruinosus)是中国特有的棕熊亚种。春夏两季,棕熊与牧民的冲突愈发频繁。去年,这个村子一户牧民在帐篷里遭到棕熊攻击,丈夫连夜带着孩子逃跑,妻子不幸命丧熊掌之下。除了这起恶性意外,还有两户人家也在草原上遭遇棕熊,所幸只是受了伤。

A brown bear is pictured by infrared camera in Qilian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青海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一台隐蔽相机捕捉到的棕熊。图片来源:Alamy

据青海省林草局报告,2014-2017年间,全省有14位牧民受到棕熊的攻击,造成5人受伤,9人致死;同时期,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内就上报296起棕熊肇事案件,其中入侵房屋占93.58%,捕食牲畜占4.73%,伤人占1.69%。

棕熊进入人类定居点的情况在过去20来年里越发普遍。原本敬畏棕熊的牧民,对棕熊容忍程度降低,报复性伤害的案例也随之增多。近几年在网络上已传出牧民捆绑、折磨棕熊的视频。俄周一家新建的“防熊屋”,就是当地环保组织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通过众筹实现的试水之作。协会秘书长东周群培告诉中外对话,熊频频伤人,让许多牧民萌发了搬离草原的想法,而过去牧民们采取挖陷阱、在门窗上订钉子等防护措施,一定程序上也对棕熊造成了伤害,“我们设计的这个项目,除了从维护人安全的角度考虑,还考虑不要伤害棕熊。”如果通过俄周一家人的经验能够证明有效,就有望通过筹集资金或争取政府补贴的方式推广开去。

熊频频伤人,让许多牧民萌发了搬离草原的想法。

当云南的大象从南部的热带雨林北上走近人口稠密的乡镇周边成为中国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时,远在青藏高原的人熊冲突还远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是,青藏高原的人熊冲突为何频发,如何实现人与棕熊的长期共存已经是学术圈多年的关注焦点。

随着牧区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导致人熊冲突的因素也逐渐增多。

藏族牧民传统上使用帐篷,四季轮牧。从上世纪80年代起,当地倡导建设冬季定居点。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部分牧民冬季住在冬窝子(冬季牧场),夏季转场时将食品存放于定居点内。西藏棕熊是杂食动物,以肉食为主,天然猎物有旱獭、鼠兔以及岩羊。定居点内的食物易获取、能量高。棕熊逐渐学会了闯入无人看管的定居点内觅食。牧民已确知这个风险,转场时将所有食物随身带到夏季牧场,并打开房屋门窗,防止棕熊砸毁。不过棕熊找不到食物,也会砸坏家具。

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从另一个方面也成为了人熊冲突加剧的一个潜在因素。政府禁止一切形式的偷猎,棕熊逐渐不再惧怕人类。草原奖励及补偿政策改善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质量,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得以增长及扩散。

气候变暖导致棕熊冬眠时间缩短,也可能加剧了冲突。棕熊通常于11月底12月初开始冬眠,次年3月中结束冬眠。不过近年来,有些地方12月中旬还可见到棕熊,来年2月就有提前苏醒的棕熊。饥饿的棕熊造成更多的破坏。

为缓解人熊冲突,政府部门以及多家研究和保护机构开展了大量工作。从2006年起,地方政府逐步试验和推广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为遭受损失的农牧民提供事后的经济补偿。补偿工作由基层政府完成,但是补偿程序复杂、核查成本高昂。牧民们也多抱怨补偿周期长,这导致他们往往缺乏信心,放弃上报。

气候变暖导致棕熊冬眠时间缩短,也可能加剧了冲突。

事前防护措施在多个地点得到试验和推广,但是和新建防熊屋不同,过去绝大多数事前防护措施多是加装防护的电围栏,或者高大坚固的铁丝网围栏。不过这些防护设施价格不菲,往往由第三方投入资金。时间一久,牧民爱护不足,往往因缺乏管理维护而失效。此外,这些措施覆盖面有限,虽然在试验地点取得成效,但聪明的棕熊很快就转移到临近区域继续破坏房屋。

在总结分析现有措施的基础上,也有民间组织,比如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提出基于社区的综合性人熊冲突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计划通过社区内部环保小组的协调,联合牧民、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共同设计、决策并实施适合当地的防熊设施。在资金投入上,不再依赖一方,而是多方匹配,增强参与各方对防护设施的使用及后期管理的责任感。事后补偿则由各方投入小额保金,组成“保险资金池”,由社区内部管理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确定棕熊对每户家庭造成的财产损失,并在社区内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保险赔付。这些措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有待时间检验。

牧民们正在建设防熊屋。图片来源: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在云南的亚洲象出走后,当地政府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设置障碍物、投放食物诱导、使用无人机进行24小时监控等措施来预防人与象的直接冲突。而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上,这些措施显然不现实,棕熊的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也不像亚洲象那样集体行动。

在藏族的文化习俗中,棕熊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棕熊被牧民视为“土地主”。截至上世纪末,牧民搭建帐篷或者盖房子时,都会用祖传的干燥熊爪在地基上象征性地挖一圈,通过棕熊向土地神请示:“我是异地流浪客,来到贵宝地,有什么禁忌我不懂,有什么做错了请原谅我”。传统上,棕熊在藏地不是可怕的动物,而是被人敬重的生灵。近年来人熊冲突增多,很多牧民认为是人类破坏土地的后果,是土地主用它的方式惩罚人类,虽然惧怕棕熊,但更多的人并不愿意伤害它们。要实现农牧民与棕熊的长期共存,尊重当地传统,挖掘与野生动物相融共生的文化智慧,提升人们对棕熊等野生动物的容忍度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