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书评:《佛陀的足迹:亚洲环境史》

约翰·埃尔弗斯科格(Johan Elverskog)认为,对大自然的采掘利用和对财富的尊崇是佛教在亚洲得以兴盛发展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推崇某种类似于现代环境意识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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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一座佛像。图片来源: Alamy
泰国的一座佛像。图片来源: Alamy

公元707年,中国唐代的一位官员曾这样描述佛教:“大起寺舍,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伐木建寺,造成大面积毁林;挖土烧砖和制造其他建材,改变了地貌。佛教机构作为强大的经济单位,推动了大规模的环境变迁。

这个来自古代中国的例子印证了约翰·埃尔弗斯科格这本颇具挑衅性的书——《佛陀的足迹:亚洲环境史》(The Buddha’s Footprin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Asia)的中心观点。他以一条推文的形式对这本书进行了有用的总结:“埃尔弗斯科格颠覆了生态佛教叙事,展示了亚洲各地的佛教徒如何通过商品化、农业扩张和城市化对环境进行改造。”“生态佛教叙事”指的是广泛存在但错误的看法,认为佛教尊崇克己禁欲的传统,其奉行的理念与现代所说的“环保意识”类似。

埃尔弗斯科格反对流行的生态佛教形象,认为生态意识和保护自然不是佛教的固有传统。相反,“早期佛教力主发展、扩张、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与环境思想背道而驰。佛教在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这种风气几乎没有改变”。在认可甚至鼓励开发自然世界的信念驱使下,佛教徒不断扩大“商品边界”(commodity frontier),埃尔弗斯科格用这个词汇来指开采自然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商品以供奉佛法的过程。

在各个佛教宗派中,经济扩张都是整个体系架构的固有部分。

埃尔弗斯科解释道,生态佛教叙事的问题在于它扭曲了佛教的思想,忽视了佛教徒的所作所为。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理解,本书的第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关于佛陀教义的打破神话式概述。佛教与早期印度商人阶级惺惺相惜,并随着贸易在亚洲各个城市蓬勃发展。它并不以禁欲和反物质主义为核心。佛陀甚至不提倡素食主义;僧侣应该吃素的观念是传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千年方才形成的。

埃尔弗斯科格认为,佛教是一种以创造财富为中心的“繁荣神学”。赚钱是信奉佛教的一项基本要素。创造财富产生了福报;用这些财富来供奉佛法增加了功德。即使佛教僧侣放弃物质世界并不杀生,大多数佛教徒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正如埃尔弗斯科格所指出的,“为了充分理解佛教的传统‘足迹’,以及佛教在亚洲的历史,我们需要将俗家信众的活动置于分析的前沿和中心”。

佛教要正常运转,俗家信众就必须供养僧侣。而施舍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当一些俗家弟子通过参与世俗活动而致富时,就将自己的财富捐给寺庙,从而产生功德。“正因为如此,在阿含、大乘和密宗等各个佛教宗派中,经济扩张都是整个体系架构的固有部分。”他认为,佛教顺理成章地理想化了那些“有财力和商业头脑将自然界的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的人,而物质财富又可以转化为业力资本(karmic capital)和文化资本”。因为财富是通过对自然的采掘和剥削获得的,佛教徒是亚洲环境变迁史上的一股重要推动力。

仰光老城区的苏雷宝塔。图片来源: Alamy

东亚佛教对自然的审美源自对早已消失的自然环境的向往。它也是财富堆砌而来,“因为在前现代时期,只有那些有能力的人才能欣赏和美化自然”。中日佛教对自然的欣赏,与环境意识关系不大,而与地位的维持关系较大。作为精英们的专长,创作自然题材的诗歌、山水画和其他将自然唯美化的实践强化了在一个货币化、等级化城市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差异。

本书的第二部分阐释了佛教徒一些行为,表明佛教建立并维持了一个剥削亚洲各地的人民及自然环境的体系。埃尔弗斯科格将这种剥削归因于佛教的道德等级制度:“佛教的功德理论将社会分层的道德等级制度化……因此,佛教传统使社会等级制度合法化,其中某些群体,特别是僧侣和富有的俗家人,不仅在业力上是优越的,而且他们可以合理地剥削业力低下者”。无论佛法在哪里确立,佛教徒都将当地资源带入全球贸易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土著民族边缘化。

伴随佛教传播而来的城市化也让人类疏远了大自然。

埃尔弗斯科格对佛教徒如何改变亚洲环境的概述应该会激发更多深入的研究。在我看来,最具启发性的一章是考察佛教在农业扩张中的作用。除了促进先进灌溉技术的传播,佛教徒还带头传播了四种作物——大米、糖、棉花和茶叶。这些作物“不仅改变了亚洲的环境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环境历史”。他写道,这种“佛教交流”所带来的“改天换地的环境后果”与之前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之间的哥伦布交流所带来的“农作物和疾病的传播”一样多。

佛教在建康(今南京)这样的城市蓬勃发展。六世纪,建康的人口就远超100万,有2万到4万僧侣和700座佛寺。如此大的城市中心区不仅需要榨取农业剩余来养活居民,“而且需要扩大佛教商人的网络,由他们采购和运输维持城市运转的商品”。同样重要的是,伴随佛教传播而来的城市化也让人类疏远了大自然,从而看不到人类行为带来的环境后果。同时,佛教徒修建寺院、庙宇和佛塔的行为也在改变和利用自然环境。

时至今日,正如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佛教给亚洲当地社区发起的反对环境退化运动提供了灵感和启示。然而埃尔弗斯科格总结说,佛教对环境的关注是最近才产生的。在他看来,当代的诠释“反映了现代环境话语对佛教的成功影响,而不是反过来”。近几十年来,佛教徒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创造出佛教的生态“传统”,新的历史还有待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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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