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与争论 - 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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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与争论

食品安全问题存在诸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公众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也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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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耕地面积仅占全球的8%。图片来源:Alamy  
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耕地面积仅占全球的8%。图片来源:Alamy
 

中国转基因稻米和玉米种植研究许可证在今夏到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目前,仍没有迹象表明农业部将续发许可证。到期的许可证颁发于2009年,主要涉及两种转Bt基因稻米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转Bt基因稻米中含有苏云金芽胞杆菌,能有效抗虫,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作为饲料则可有效提高猪和鸡的磷摄取量,可能在未来起到节约能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作用。虽然这些农作物不是中国仅有的转基因作物,但却备受关注,不仅因为它们可能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开创性实例,还因为它们是中国餐桌上的传统主食,而人们对改造它们的基因存在顾虑。

确保人民能够吃饱饭是大多数国家优先考虑的政治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耕地面积仅占全球的8%,中国领导人对过去发生的饥荒、粮食短缺和配给供应仍记忆犹新。2014年,中央已经连续11年在其头号政策文件中关注农村发展问题。政府多年来一直对农业生物技术极为关注,如在最近的五年计划中将其列为七个战略新兴产业中的一员。最近几十年,中国肉制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迅猛增加,而培育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就代表了创新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提高效率、降低肉制品消费增加带来的环境成本。

既然如此,许可证为什么会在这些农作物商品化之前就失效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媒体给出了四个可能的解释。一是经济考量。黄季焜指出,中国传统稻米种植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所以农业部可能认为短时间内不需要将转基因稻米商品化。二是“社会稳定”。某绿色和平组织官员告诉科学线人,“公众对转基因稻米安全性的担忧”在中间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他还给出了第三个原因——管理问题,“对转基因稻米研究的评估和检测存在漏洞”也对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曹聪则给出了第四个解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存在论。曹聪认为,之所以对转基因稻米的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因为中国军方高层和某些精英人士的 “荒唐”想法。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是 “一场企图消灭中国人的邪恶阴谋”,而这种谬见的传播者是“反转基因运动,这群反对人士有能力,有影响,而且十分偏执狂热。”

其实,要想全面解释这个问题不止包括以上四个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转基因技术的实效性如何还有待证明。在今天的中国,有关科学和环境问题的决策受多方面影响,绝不像外界所想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一谈到转基因食品,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都会“色变”。但如果把问题简单地看作是民众甚至社会精英对食品和农业的无知和偏执,那也未免太过敷衍。

首先,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反映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以前更广泛、更多面。科学家们也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积极呼吁政府做出行动;去年,61位未披露姓名、且有政府背景的科学家联合签署请愿书,强烈表示“转基因稻米商品化刻不容缓,否则国家利益将受损害” 。最近,转基因技术支持者们在全国22个城市举办了转基因稻米品尝活动。活动由著名评论家方舟子发起,他曾在2012年为转植酸酶基因玉米撰文,说“合理利用转基因食品有助于环保”这是事实。

其次,中国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讨论还与许多更层深的问题有关。曹聪用中国和英国作比较,他认为,尽管“夸张地说”,与英国相比,中国的“监管环境明显松散”,但英国却将推进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可是,这种观点似乎忽略了公众对监管、风险、信誉和近年来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合理担忧。上个月,中国一家大型供应商爆出丑闻,将过期肉卖给西式快餐店。而此前有关食品问题的报道就层出不穷,包括食品中重金属含量超标、食品中添加兽用药物、食物添加剂问题、“地沟油”,以及2008年披露的、造成六名婴儿死亡、数十万儿童患病的臭名昭著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事件。

对于许多中国观察人士来说,中国的改革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值得人们的颂扬。但现行的农业发展模式一路走来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引发了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代价之一就是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不仅对食品安全造成影响,还引发了过度使用化学肥料和杀虫剂、土壤侵蚀、农村社会结构破坏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其次,认为英国民众支持推广转基因食品其实是错误的(没有几个国家会支持转基因)。实际上,英国国内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证明了食品安全一旦出现重大问题(如疯牛病危机),不仅会导致公众对监管体系丧失信心,还会使人们很难将这类事件与所有权等政治问题区分开来,更有可能会影响农业发展的大方向。

最后,人们正在通过创新的方式积极解决粮食、农业和环境等诸多复杂多变的问题。面对食品安全带来的挑战,人们并没有回避或随意曲解,而是组建了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之类的新渠道,将农民和消费者联系了起来,不仅使当地生产者从中获益,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可持续农业的了解和信任;新闻记者则帮助消费者分享有关食品安全威胁的信息;大量农村合作社涌现出来,发展生态农业;一些具有创新思维的生产者则借助社会媒体,向大众展示自己的供应链;农民和当地组织机构还通过参与一些种植培育项目,丰富农作物种类,使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诚然,在中国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中,不乏有过于偏执、或被引入歧途的观点。而且,如果政府能像支持清洁能源那样支持创新技术的发展,那么农业生物技术的局面可能会扭转。但过于专注于一项高科技创新,或把批评人士当作“反科学”言论的散布者(尤其是当反对言论可能很有道理时),不仅会阻塞人们参与解决科学环境问题的道路,还可能忽视了其他解决中国农业、食物和环境问题的创新科技。相比之下,用更为开放的科学管理方式扭转争论的局面才是重点,而随着中国对食品和饲料需求的不断增多,争论必将继续下去。

翻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