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从传统农业转型为草地农业 - 中外对话
粮农

中国应从传统农业转型为草地农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表示,中国每年粮食产量中的大部分,被用于牲畜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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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在60年的草业科学研究中发现:当中国的饮食结构发生快速变化,偏重耕地农业、强调“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思维,导致大量粮食作为饲料使用,造成极大浪费。

中外对话:您为什么认为中国农业系统正面临最危急的状况?

任继周:主要是农业生产结构和食品需求结构趋势背离,2/3以上的粮食正在被用来养牲畜,玉米、大豆已经成为养殖饲料的主要原料,浪费极大,农业生态代价极大,而且违反家畜的生理需求,家畜代谢病多发,如营养不良、消化系统紊乱等。农业结构应该与食物需求吻合。

从1985年到2012年,中国人均消耗羊肉、牛肉的数量变化不显著。但是,禽肉的人均年消耗量从不足5kg上升到20kg左右,猪肉从15kg左右上升到40kg左右,奶类从不足5kg上升到近35kg,口粮消耗却画出了显著的下降曲线。

因此不难想象,中国的饲料需求在大幅度上升。美国现在养猪约六千万头,而中国人养了6亿头猪。中国的饲料消费2010年已经涨到了4.92亿吨。过去五年,中国玉米的进口量增长了104倍,苜蓿干草进口增长了22.5倍,大豆进口增长1.5倍——主要是因为饲料需求。所以说,粮食紧张,紧张在饲料。

中外对话: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农业结构,为什么在今天遇到这么大的挑战?

任继周
:肉类和奶制品的增加,是现代社会饮食结构的普遍规律。国务院农业经济研究中心黄季焜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人在2010年摄入动物蛋白质的水平,相当于韩国在1986年、日本在1961年的水平。

现在大家都很强调粮食安全,其实人的口粮需求在逐年下降。中国1986年人均口粮为207.1kg,2010年下降28.5%。与此同时,人均猪肉消费从16kg左右涨到了37.5kg,按照生产1斤猪肉消耗3.5斤粮食计算,吃肉消耗的食物当量是每年131.95kg。城镇人口的年口粮消费只有农村人均年口粮消费的1/2。城镇化成为口粮需求下降的重大动力。

日本和韩国同为东亚国家,饮食传统和中国类似。从它们走过的历程来看,中国的动物产品人均消费量将在未来15年~20年内保持较快增长,然后还将进入一段相当长的缓慢增长时期。因此,牧草(含饲用植物)的需要量还要增加,压力今后会更大。照这样下去,将是中国耕地农业难以承受的压力。

中外对话: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

任继周
:就畜牧业的形态来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异是明显的。

中国的农业产值,还是以种植产值为主。中国过去就有“粮多–猪多;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的农业思维。在上千年的小农经济历程中,养猪的一大功能是积肥,而养牛主要是为了耕田。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有“保护耕牛”的法令,非老弱病残的牛,不能宰杀。这个系统我们称为“粮–猪系统”。

而西方国家历史上的饮食结构就偏重于肉蛋奶,其牧业产值普遍占农业产值的50%以上。他们使用的饲料,70%以上来自牧草,而中国的情况是:70%以上依靠粮食。比如在新西兰,90%的饲料来自牧草;在美国,70%来自牧草。

中外对话:中国人几千年来习惯了“以粮为纲”、以植物性为主的饮食结构,现在面临食物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

任继周
:相对来说,草地农业更适应这种食物结构转变的需求。适当发展草地农业,可以粮草兼顾,生产与生态兼顾。有别于中国的农业传统形态,它能够承担更多的肉类养殖功能。但“以粮为纲”的传统思维,让中国农业转型起来尤其困难。

草的首要优势在于生物量。种草的生物量(单位面积土地上生产的有机物质总量)高于种粮食三到五倍,产出的蛋白质更是多四到八倍。

对缺水的北方来说,每生产一顿粮食,需要1000吨水,如果从北方运粮到南方,就等于从北方搬水到南方去,在经济上和生态上都很不合算。

今天我们不但面临北方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南方红壤地区水土流失、西南岩溶地区的石漠化等,普遍的农业面源污染也是不争的事实。如充分利用南方的水热资源更多地种草养畜,综合成本要比农田低很多,还有助于减少耕地农业的巨大环境代价。

我们的担心是:片面理解粮食安全,一味只抓粮食产量,忽略食物结构变化带来的需要,不但造成浪费,而且环境代价巨大,得不偿失。如果一边是中国人需要吃掉越来越多的肉蛋奶,一边是力保粮食产量、大量粮食用来喂猪喂牛,这样的粮食结构只会越来越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