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掉湄公河水龙头?让数据说话 - 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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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掉湄公河水龙头?让数据说话

澳洲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流域干旱相关的争议显示了跨界河流信息不透明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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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位使得像泰国北部清盛这样的依靠湄公河鱼获生存的社区受到了威胁。图片来源:Alamy
低水位使得像泰国北部清盛这样的依靠湄公河鱼获生存的社区受到了威胁。图片来源:Alamy

编者按:最近,有报告称有确凿证据证明2019至2020年湄公河干旱是由中国造成的。但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Australia Mekong Partnership for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Energy Systems,简称AMPERES)的研究人员却不这么认为。关于湄公河的极具争议性的研究是否会导致各利益相关方的进一步分化,还是会推动区域合作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湄公河是一条世界级的大河,而季节性的洪水脉冲则是它的“脉搏”。在雨季,湄公河水量增加,将水、营养物质和沉积物从河流源头输送到洪泛区和三角洲。多数年份里,湄公河流域丰富的物产和生物多样性都是靠着洪水脉冲才得以维持,但若遇上极端年份,干旱和洪水会给流域内的社区带来灾难。

2019年雨季降雨量不足,再加上直到今天依然得不到缓解的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达历史低位。形势极度严峻,以至于越南宣布湄公河三角洲进入紧急状态,泰国甚至动用军队参与抗旱。

地球之眼”(Eyes on Earth)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评估了泰国北部清盛的水位测量数据,试图以此来搞清中国澜沧江流域(湄公河在中国境内的名称)的水情。随后美国史汀生研究中心(Stimson Center)发表的一篇评论称,该研究用确凿证据证明是中国境内的水管理政策导致了湄公河流域的干旱。

这些大胆的断言反映了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在湄公河下游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狐疑。而中国作为上游国家的透明度欠缺问题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信任。问题是,上述研究并非铁证,给出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撑其得出这样的结论。

然而,研究结果和后续评论已经广泛传播开来,并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报告引发公众对湄公河流域季节性缺水问题不断加剧的原因的讨论。

但技术分析本身及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报告对中国水管理政策的相关主张,都仍存在疑问。报告引申出了更多关于河流数据使用和误用,以及其对区域合作影响的相关问题。

“地球之眼”研究回顾

“地球之眼”的研究利用卫星数据获取澜沧江的流量信息。研究人员利用微波成像仪数据得出一个“湿度指数”( “wetness index”),并用该数据估算流域内水量,然后利用统计分析,建立流域“湿度”和清盛测量点每月水位之间的联系。

2019年泰国大旱期间乌汶府段的湄公河。图片来源:Alamy

包括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学者、以及我们AMPERES的工作人员在内的很多人都对这项研究提出了商榷。

首先,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可能无法充分描述澜沧江复杂的水文过程(例如地下水动态等因素)。第二,仅使用水位数据无法全面反映澜沧江的流量,或水库储存和释放的水量。

第三,研究不应将水位和水量两个概念等同起来。第四,月度水位数据过于粗糙,无法反映时间跨度相对较短的水电作业。第五,湄公河的水流变化极大,该研究使用的基线太短,无法可靠地识别河流水位与上游流域湿度之间的关系。

最后,研究几乎没有引用过去15至20年间关于湄公河系统的同行评议文献,也没有证据显示其经过了同行评议——这是科学研究过程中两项关键的保障措施。

“地球之眼”的研究尽管没有提供确凿证据证明中国负有责任,但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思路,可以看出卫星成像技术不受国界所限、独立揭示流域内水文条件的潜力。如何开发和实现该技术的这一潜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史汀生研究中心报告回顾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地球之眼”研究中的主要技术发现和当下的科学认识是一致的。例如,研究认为2012年云南省糯扎渡大坝开始蓄水之后,清盛的水流开始偏离自然状况。这项研究主要作者艾伦·巴希斯特博士(Dr Alan Basist)也在一次直播中证实,湄公河下游河水流量低主要是由中国境外下游流域干旱造成的,而澜沧江大坝对水流的控制则加剧了这一情况。

既然“地球之眼”研究结果与当下的科学认识之间存在广泛一致,为什么该研究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

问题在于该研究被简单地当做中国应对湄公河干旱负责的证据。史汀生中心以该研究为证据,声称中国的水管理政策是造成湄公河下游干旱的直接原因,称中国正在囤水

史汀生研究中心还声称中国在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上的立场是“中国先用,或者下游付钱,否则中国的每一滴水资源都不会共享”,并称中国与下游邻国的团结是虚假的。

该智库机构总结称,尽管澜沧江流域的雨水和融雪量高于平均,但几乎所有的水都被拦在中国的大坝中。此番言论与之前的研究相矛盾。事实上,我们的计算表明澜沧江上11座大坝平均每年只能储存约35%至37%的雨季流量,在可用水量高于平均的年份甚至更少。

澜沧江上的景洪水电站。图片来源:Alamy

史汀生研究中心得出、且传播甚广的政治性结论无法通过“地球之眼”的研究得到证实,这些言论代表着对数据的政治化解读。研究人员历经数十年才建立起关于湄公河系统运行的真实可信的证据基础,他们付出的努力却有可能会因为这种行为而遭到破坏。

似曾相识的干旱

在2019/20年的这场争议中,虽然数据是新的,但湄公河流域的严重干旱模式却并不是新的。2010年和2016年的干旱,以及水电与干旱的关系及其在干旱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曾在流域内引发了争议。其模式是,严重的缺水危机让当地社区极为不安,进而引发抗议和担忧,导致湄公河下游国家要求中国提高上游活动的透明度。

中国受批评后试图缓和局势,于是公布了云南省水电运营的有限数据。但这些数据不足以得出结论,因此湄公河下游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社会仍无法弄清澜沧江梯级大坝对下游流量变化的影响。随着旱情缓和,寻求区域合作的动力也在减弱,直至下一次危机卷土重来。

数据成为各方谈判的核心。谈判各方虽同饮一江水,但利益、价值取向和关注重点却各有不同,这也导致数据失实或隐瞒数据的情况发生。数据使用不当的根源通常可以归结为试图控制决策结果,掩盖投资项目、规划和政策的影响,以及限制讨论。

史汀生研究中心文章中的说辞是对现有证据的过度解读,得出的结论超出了数据实际可证实的范围。但这种情况在湄公河相关的辩论中普遍存在。

例如10年前,人们担心湄公河下游大坝可能会导致该河渔业崩溃。针对这一问题,私营开发商们经常以北美洲地区修建的鲑鱼物种洄游通道的研究为证据,证明为湄公河数百种不同的洄游鱼类修建的“鱼梯”也会取得满意的效果。

不全面的数据会阻碍人们对流域问题的系统性认知,破坏对湄公河系统中跨界问题的讨论。中国一直不太愿意与下游国家全面共享数据,也是数据共享不畅的一个例子。但这种做法在湄公河流域太常见了。例如本世纪初,越南不愿意分享对下游柬埔寨社区产生巨大影响的塞桑梯级大坝的泄洪量。

数据使用不当的动机

数据的这种选择性使用或误用代表了各方试图影响讨论,让结果符合自身利益的努力。对利益相关各方来说,缺水事件是一个战略机会,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利用数据激化或缓和矛盾。

将流量变化说成是对下游国家的生存威胁,可以激化问题并将其解读为一场危机,从而有充足的理由采取紧急措施。干旱和水安全问题成为威胁主权、外交关系、国家政治稳定和社区生计的问题。史汀生中心对2019/20年大旱中水文情况的解读表明其试图使问题升级。

与之对应的是,安抚下游国家、减少流量变化的努力则试图防止该问题被当做是对安全或稳定的威胁,使其回归“常态政治”的范畴。2010年,中国在湄公河委员会峰会召开的前几天公布了上游水库的枯水位数据,此举可视为积极防止问题公开激化的努力

湄公河下游的社区和政府对这种互相拉扯的局面并不陌生。一边是有人激化矛盾,试图迫使对方采取改善行动。另一边则是有人试图息事宁人缓和问题,继续保持原有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数据要么欠奉,要么被双方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使用。

旱情一旦过去,采取行动的政治必要性就消失了,区域合作没有明显进展,缺水情况也没有得到更好的管理。2010年的大旱就是这种情况。

打破僵局?

如今,湄公河及其季节性洪水脉冲成了流域开发相关协议的核心问题。过去洪水脉冲是季节变化的标志,现在却是国家发展决策跨国影响的载体。

湄公河流域系统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几个关键的过程,如湄公河水的季节性涨落,洞里萨湖水倒流,源头沉积物和营养物质向洪泛区和三角洲的输送,以及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种的洄游通道等。这些都因人类对河水的干预调节、河流片段化以及河流的贯通性被破坏而受到威胁。

我们建议可以学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经验。

辩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水电站。与此同时,灌溉和排水规模扩大、城市化、大规模基础设施开发和森林砍伐等其他发展压力正在加速增大。气候变化也给湄公河流域的水文带来难以确定且不可预测的变化。随着湄公河系统承受的变化越来越大,其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今天湄公河流域正面临从干旱、洪水,到三角洲下沉,洞里萨湖倒流减弱,再到内陆渔业崩溃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

以数据为工具有助于我们了解此类挑战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但正如现在这场围绕2019/20年干旱产生的争议所显示的那样,我们生成、利用和解读数据的方式很重要。

我们认为数据生产和管理的五项原则对于维护基于证据的湄公河讨论至关重要:透明、公开、同行评议、公正、以及重要的是要将数据生产和政治考量分开。

数据和证据的关注点必须转移到解决与大型发展决策及其累计影响相关的更加广泛的可持续性问题上。正如民间社会一再呼吁的那样,需要一个公开包容的审议过程。

我们建议可以学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经验。IPCC是人类运用科学方法将环境和可持续性内嵌到规划和决策进程的最成功和影响深远的一次尝试。

IPCC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召集同行对多个独立的科学研究进行评议,并将这些研究整合为一个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统一完整的理解。这种按部就班建立共识的方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气候变化科学的进步,增进了人们对它的了解,而且还让科学和政策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

对湄公河而言,IPCC式的调查需要流域各国政府的授权和监督,一个民间社会实质性参与的平台,以及一个独立的科学评估程序。科学必须可信,必须对流域民众负责,政府间必须展开真正的合作,这样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的一个结构为我们理解推动湄公河有效管理的因素和政策选项提供了一个过程。

然而,IPCC式的科学-政策进程不必从零开始搭建。2020年4月,泰国呼吁沿岸各国对干旱问题展开联合研究。如果这项研究能够由沿岸国家政府牵头,并在政策选择的过程中为民间社会参与设计和评估提供实质性切入点,且过程做到独立、透明、科学,那么,这项研究将成为科学和政策之间更富有成果的关系的典范。

和之前一样,2019/20年的旱情让人们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并可能激发一种协调一致的反应。

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对这些问题展开扎实、透明的调查,从而让相关的工作势头不受眼前危机的限制持续下去?亦或者,我们会再次陷入让问题随危机的往复而激化和缓和的循环,任由水危机继续恶化,而合作陷入停滞?

本文原载于Southeast Asia Globe

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AMPERES)致力于以全面、公平的方式解决湄公河地区根深蒂固的发展问题,2000年代中期以来,该组织在澳大利亚和越南设立了办事处,并与湄公河流域各国结成合作伙伴,致力于开展水和能源治理方面的工作。

翻译: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