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

用水权:东南亚水资源管理的钥匙

东南亚各国应从域内成功经验中获得灵感,解决气候变化和水利开发所造成的水资源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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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缅甸蒲甘市的妇女在湖边取水。图片来源: Alamy</p>

缅甸蒲甘市的妇女在湖边取水。图片来源: Alamy

11月6日,湄公河委员会承认,气候变化加剧了今年湄公河水位的剧烈变化——即使在雨季,这条大河的部分河段也变成了涓涓细流。但湄公河委员会主要将其归因于水坝建设。它还说,正如其在关于老挝琅勃拉邦水电项目磋商情况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这各国之间需要更好地共享这条河的数据。老挝规划、在建或运营的一系列水电项目都充满争议,老挝琅勃拉邦水电项目只是其中之一。

东南亚的水资源管理一直存在争议,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障碍已经够多了,上游的中国如何与下游就澜沧江-湄公河的水电水利开发取得共识就是难点之一。但气候似乎是整个地区的“威胁放大器”,有可能加剧从沉积物流失到海水倒灌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相互叠加的压力对粮食、能源和人类安全的影响日益明显,但其对权利的影响却鲜少得到探讨。然而,正如我在与穆罕默德·莫瓦·阿富汗尼博士共同撰写的一份新报告中所阐释的那样,获得安全用水的权利是有尊严地活着的基础,也是实现许多其他国际公认的权利的基础,如生命权、工作权和适足住房权。然而,全世界约有8.44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用水,其中约1.1亿人生活在东南亚。

 

2012年,《东盟人权宣言》明确保障了“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但很少有东盟成员国将用水权纳入法律。许多国家在供水服务、卫生、气候适应和污染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未经处理的废水、固体废物、农药和重金属被排放到供水系统中。人口增长、城市化、快速工业化和气候变化都加剧了这些威胁。

许多地方都缺少充足而平等供水服务,城乡之间的用水也存在差别。在某些情况下,水资源私有化导致了低覆盖率和高价格。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到2021年,城市人口预计每年增长2.21%,而农村人口将减少0.13%。1997年,英国的泰晤士水务和法国的苏伊士环境集团获得了一份25年的公私合营(PPP)合同,为首都雅加达供水。

1997年,只有42%的雅加达居民能够使用自来水,许多人仍依赖瓶装水或地下水,这是如今雅加达不断沉降的主要原因。该项目曾承诺,到2002年有70%雅加达人用上自来水;2017年的目标是达到98%。然而,2002年和去年的自来水覆盖率分别为50%和59.4%。


一位雅加达市民使用公用水井取水。图片来源:Alamy

此外,水价一直居高不下。尽管人们发起了广泛的运动来废除这份PPP合同,但它仍然有效并增加了公共债务。

相比之下,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则是成功的。负责该市供水的是一家由市政府所有和运营的公司。2016年,该市自来水覆盖率达到95.5%。据阿木尔塔研究计算,泗水的平均水价是雅加达的三分之一。

新加坡也经常被当做城市供水服务的最佳实践案例。它的整个供水系统都是由市政所有的公共事业局管理的,包括污水和排水系统,这样可以实现更一体化的水务决策。今天,新加坡人100%都用上了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所有废水得到收集和处理;整个供水系统,从自来水厂到消费者,全都按表计量。

然而,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卫生设施的资金不足,而且分配不均。在柬埔寨的城市地区,卫生设施只是有钱人普遍享有的“专利”,而在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群中,只有53%的人享有公共卫生术语所说的“改善型卫生设施”(36%的人享有私人厕所,17%的人享有公用设施)。此外,尽管首都金边获得改善型卫生设施的机会约为100%,但其他城市只有75%。

 

污水处理不足、化学品过度使用等因素导致东南亚的水质正受到农业、制造业和废弃物管理等多个部门的威胁。水中的有毒污染物与各种癌症、行为和学习障碍、出生缺陷和糖尿病等许多不利的健康影响有关。

采矿业是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今年,菲律宾政府未能保护吕宋岛东北部迪迪皮欧附近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用水权的指责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加拿大-澳大利亚大洋黄金公司在那里经营一座铜矿和金矿,该公司强行搬迁了数百个家庭,据报道还动用了安全部队来保护其运营。

研究表明,这座矿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包括迪迪皮欧河的重金属污染。这条河是当地社区饮用和灌溉的水源。

今年6月,该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到期。但它不顾地方和省里命令其停止运营的决议,继续采矿,声称已寻求更新许可证。自7月1日以来,由原住民领导的迪迪皮欧居民封锁了该矿,迫使其暂停生产,不过该公司仍在继续加工矿石。

这些例子表明,水不仅具有争议性,而且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密切相关。气候变化只会加剧这种困境,并迫使人们必须适应。东南亚许多国家极易受到灾害风险的影响,并受到海平面上升和不断变化的气旋活动的威胁。喜马拉雅冰川升温的速度远高于平均水平,这使得跨界水资源管理和大型水电项目变得更加棘手。


印度尼西亚南加里曼丹省的煤矿。图片来源:Greenpeace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满怀希望:例如,《世界风险报告》将新加坡列为对灾害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尽管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和极端天气对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它正在采用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通过保护红树林来增强沿海地区的适应能力,并在市政用水管理中采取需求管理措施。

在流域地区采取类似措施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在越南,农业试验者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定的“闭环”生态系统,不使用农药、化肥和抗生素,生产水果、鱼、蔬菜和受欢迎的食用蜗牛;在泰国东北部,通过设计,灌溉工程成为了保护湿地和发展教育型生态旅游的项目。

但是,政府还应该通过承认和支持安全用水权来力挺这些努力,企业也应担起责任,披露、避免和纠正自身对水系统的影响。东南亚还需要针对水污染物制定更严格的卫生保护标准;国家机构在确保用水权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充分的公众参与和有关水污染、卫生和供水服务的信息获取。

由于影响该地区水道未来的环境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在保护人民享有安全用水权方面达成某种统一目标可能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翻译: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