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中亚大坝引发的史上最严重灾难 - 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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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中亚大坝引发的史上最严重灾难

埃尔克•卡拉科警告说,大型工程计划并没有解决中亚用水管理的政治问题,而且由于气候变化致使河流干涸,地区紧张形势在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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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托古尔大坝大坝极为宏伟壮丽。大坝后面即是中亚最大而且是唯一的常年性水库,下游的五座水电站生产了吉尔吉斯斯坦90%的电力。远在数千里外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棉田都依靠着这座水库的放水灌溉。

托克托古尔大坝被比喻成锡尔河上的“阀门”,但依赖大型工程项目来控制该河的各国忽略了用水管理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属性。

托克托古尔大坝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其经济效益。当年苏联在中亚的现代化行动中,这座大坝就是主要工程。大坝于上世纪80年代末完全投入运转,这项控制中亚河流的宏大工程似乎已经大功告成。

但是,背后的成本也十分高昂。作为中亚主要水源最终汇流地的咸海、两大河流锡尔河和阿姆河都已经接近枯竭。咸海干涸后露出的土地大部分都遭到严重污染。而且,如今已经独立的咸海周边各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托克托古尔大坝的运作上意见分歧。

2008年和2009年夏季托克托古尔大坝的管理失误导致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水源短缺,也导致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长期缺电。随之而来的吉尔吉斯斯坦动荡最终导致2011年4月巴基耶夫总统的下台,凸显了用水和能源管理中的高度政治性。

气候变化会让这个问题火上浇油。根据预测,作为中亚水源的冰川在加速融化,将导致该地区的水量不断减少。这些自然和政治变化的影响预示着中亚地区的水源危机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主要的爆发点。

今天危机的根源在于当年的错误政策。十九世纪时,将俄国人吸引到中亚的正是水源。这里的灌溉农业已经有八千多年的历史,但沙俄殖民者认为农业生产、尤其是棉花种植可以轻易而迅速地扩大。然而,与这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截然相反,锡尔河和阿姆河的管理对于参与其中的水电工作者、工程人员和官员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实际上,水源短缺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总体来说,中亚的水量足够生产当地人的口粮,还能通过出口换取外汇。真正的问题在于可用的水源存在巨大的地理、季节和年际的不均衡性。

为了消除这种不均衡,从1950年到1990年,苏联在中亚修建了数百座大坝、运河和人工湖。乌兹别克的“渴望草原”从一片不毛的沙漠变成30万公顷的产棉基地。完工于1988年的卡拉库姆运河输送了1290万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阿姆河总流量的15%),将卡拉库姆沙漠的一部分变成了良田千顷。其中规模最大的托克托古尔大坝建成于1973年,目的就是调节水源的年度不均衡,保证中亚永远都有足够的用水。 

对苏联的规划者来说,大坝就是发展和现代化的象征。苏联水力部门通过把自由奔流的江河变成经济来源征服自然。在民主缺位的前提下,大坝也是苏联一个重要的政权合法性来源。

然而水力部门造成了咸海的巨大退化。它曾经是世界第四大咸水湖,但是由于锡尔河和阿姆河的修坝和引水,流入咸海的水量严重减少,如今其水量只剩下1960年的十分之一。

后果是十分悲惨的。污染性沙尘暴以及周边居民面临的严峻经济前景。咸海地区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到50岁,咸海以南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已经成为世界上结核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咸海以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也已经面临崩溃。通过驯服河流、控制自然的行为,统治精英们引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环境灾难。

1991年苏联解体后,人们一度希望新独立的中亚各国(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哈萨克)能够通力协作解决环境问题。起初,各国的确成立了许多旨在对中亚水源进行管理的机构,包括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中亚国家间水利协调委员会。但是,尽管各国领导人热情澎湃,但20年来中亚的水问题没有得到丝毫缓解。正如某些观察人士指出的,这些全部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行动。

实际上,自从阿姆河和锡尔河成为跨国河流以来,水源的挑战有增无减。紧张形势在不断加剧,特别是在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而宏大的托克托古尔大坝的运行事务正处于问题的核心。

托克托古尔大坝是多重用途的:它既是下游灌溉的主要水源,也是上游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电源。于是麻烦就来了:吉尔吉斯斯坦想要在冬天放水,以便发电;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则想要在夏天放水,以便灌溉。

在前苏联时代,吉尔吉斯斯坦在夏天放水,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换取油气。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项资源交换就垮掉了。围绕放水时间的争议让双方关系走向冲突的边缘。地区机构为各国的水源分配量制定了规则,但却没有就这些水源应该在何时获取达成任何协议。

世界银行的分析指出,持续合作的用水管理能使所有国家都受益。但围绕托克托古尔管理和其它用水问题的意见分歧仍然得不到解决。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对水源的控制仍然被与政治精英们的合法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美国政治学家蒂莫西·米切尔在其《家治国》一书中指出,“大坝提供的不仅是灌溉和电力系统的构建方式,而且也构建了民族国家本身”。 

的确,中亚的大坝和用水管理体系在1991年之后各国的国家构建中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乌兹别克斯坦沙漠中的宏大灌溉网络是该国的一个骄傲之源。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90%的电力的托克托古尔大坝也是一样。但不幸的是,这些用水管理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 

其次,双方对于“水是什么”存在分歧。吉尔吉斯斯坦在2001年通过了一整套法律,将水界定为和油气一样的商品。这就意味着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即使不为水本身付费,可能也要为它们的用水支付存储和水库维持的费用。

另一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公开宣称水是一种免费的公共福利,这是一种马列主义式的观点。该国还认为水来自真主的恩赐,因此不能进行买卖。乌兹别克斯坦拒绝承认吉尔吉斯斯坦的上述法律,因为它并不打算花钱从吉买水。

因此,双方围绕水究竟是不是可交易的商品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而实际上该地区的水电政治与国内的电力斗争密切相关,这一现实扼杀了长期合作的可能。迄今之所以还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只是因为各国领导人提出了特别解决办法以及水源还算相对丰富。但是,考虑到作为中亚河流水源的冰川在加速融化,各国领导人不能无限期地只靠着水源供应的水平去解决问题。诚然,根据预测,未来20年里中亚的水量会不断增加,但在那之后将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迅速下降。因此,中亚各国亟需达成一项用水管理协议。

2009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总统曾经为中亚水事务提出一项旧的“苏式”解决方案:从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奥伯河调水到咸海及其周边地区。这个计划在财政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即使可行,它也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大型工程计划可能为那些不太得民心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但却无法解决水背后的根本政治属性问题。用水管理需要的解决方式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上的。

埃尔克•卡拉科是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的博士生

图片作者:Firespe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