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上的迷雾 - 中外对话
能源

怒江上的迷雾

去年中国的法律授予了公众参与决策大型建设项目的权利。就相关措施的实施情况,刘鉴强对中国西南地区有争议的大坝建设的公众监督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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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长的怒江河谷,关于要不要建电站,有无穷无尽的争论,使怒江大坝成为中国被讨论最多的环境议题。同时,更有数不清的谎言,令怒江处于重重迷雾之中,使之成为公众知晓真相最少的巨型工程。

我关心怒江,因为在它身上,附带着数十万人、许多大机构和这个国家的利益,交织着社会各方面利益的争斗,也折射着当今中国发展的困境与希望。2006年元旦,我赴怒江采访,想拨开迷雾,看到一个真实的怒江。去时,我带着两个人的照片。据说这两位是怒江50万百姓的代表,曾被官方带到北京参加一个水电开发座谈会。在会上,这两位代表说:“我们渴望建设这个电站,希望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此之前,代表50万怒江百姓说话的,是水电公司、部分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甚至用泪水来表达他们对怒江人民的同情,不,我没看到泪水,我看到的只是他们对自己泪水的感人描述:“当我看到怒江人民那么贫困,我流泪了。”之类。他们代表怒江人民发言的结论是,必须救民于水火,必须解民于倒悬!因此,必须建大坝!

但是,他们没有告诉公众,他们以何种方式得到了百姓的授权,来代表怒江人民发言。

他们从来不提自己才是建大坝的最大收益者,反而将自己描画成国家扶助和发展贫困地区的主要责任者。这也罢了,我们欢迎一个企业“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公布已往的“社会责任”业绩。

没有,他们没有公布。以目前不断披露的水电移民状况来看,要公布其“业绩”,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在修建大坝这样巨大的商业项目上,水电企业令人尊敬的“无产阶级感情”,是有点靠不住的。老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必须自己站出来说话,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民主决策机制。

现在,当地政府终于让两个百姓来北京发言了。这是一个“进步”,虽然他们的发言一边倒地支持建大坝,但这起码是百姓自己的声音。当然,我也有些疑惑,为什么在那个会议上,所有的发言者,那些官员、学者、水电公司工程师,都大名在列,为什么两个百姓,却没有名字呢?连他们来自哪县哪村都没有公布,他们唯一的头衔,是“怒江州农民代表”。这“代表”的身份为什么如此神秘?

幸好,我找到了他们在座谈会上的照片,也许我能在怒江的50万人中,找到他们。我想问问他们的,那是你们的真实想法吗?如果是真的,你们的想法能代表50万人吗?

我带着照片,沿着怒江河谷,一个村一个村地找下去。人还没有找到,却有新的发现。在我采访的几个县30多位当地人中,80%以上的人不知道要有水电公司来拯救他们。知道要修大坝的几个人,是公司职员、公务员和村干部,但他们显然对当地政府和水电公司并不领情。在福贡县上帕镇,一位女性公务员对我说,修建大坝并不能改变坝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并且将有大量移民不能得到很好安置。所谓‘怒江50万人民都在期盼建坝’的说法不真实,只是政府官员的一厢情愿,并不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官员们更重视自己任内GDP的增长和自己的政绩考核,“他们希望建坝能直接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帮助他们升官。”她说。

在两个“农民代表”参加的那个北京会议上,有位水电公司的负责人说:“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自始至终贯彻了民主化决策原则。”

但在怒江人民中,我听到了对他所说的“民主化决策”的不同解释。一位村干部告诉我,2004年10月,村民自发组织开会讨论建坝移民补偿的事情,镇长知道后到现场阻拦,大骂村民们“开黑会”,并向村民下“死要求”:不同意建坝的不能说话,不同意就抓起来坐牢,搞电站时谁敢阻挠就对谁不客气,媒体采访时不准乱说。

这位村干部说,对老百姓来说,最担心的是土地赔偿不合理,子孙后代怎么办。如果建坝,他们将无地可种,百姓靠土地生活,没了土地没法生存。前一段时间,有人来测量移民补偿土地面积,硬是没把田埂和地里岩石占的面积计算在内,村民们很气愤,但顾虑很多,害怕说不同意被抓去坐牢。

这就是那位水电公司负责人所说的"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自始至终贯彻了民主化决策原则。"

不过,不着急,我们继续找那两位被隐藏或是漠视了姓名的“农民代表”,也许他们得到了民主权利。

有人认出了他们的照片,我终于找到他们了!一位是欧姓村支书,他说我们怒江农民太苦了,一年才赚几百块,我们支持建电站。而就在这个村里,我采访了几户村民,没人认可他的话。我注意到,他代表贫困的怒江人民说话时,手里拿着一部新款的诺基亚手机,价值3600元,等于4个怒江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我问他:“如果建大坝,农民们失了土地,怎样谋生?”

他手一挥,说:“搞旅游啊。”

我说:“有人说,怒江建大坝,恰恰是破坏了怒江宝贵的旅游资源。”在前几天的采访中,一位当地最有影响的旅游公司经理告诉我,建坝的话,将是对怒江旅游业的沉重打击。

这位“农民代表”说:“怒江上建起12个大坝,那是多么好的一道风景线啊。大家来看大坝吧。”

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位姬姓“农民代表”,她也是一位村干部。她对我说的,与在北京会议上讲的很不一样:“建坝绝对不能损坏百姓的切身利益啊,建坝将我们的田地占用了,国家必须给我们合适的补偿,在会上,我是很想把这个问题好好讲一讲,但给我们的时间很少,刚想讲一讲,就被主持人打断了。”

她的一位朋友,傈僳族的普先生坐在我们身边,这时插话说:“我就不明白了,你建你的电站,我种我的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建电站挣的钱归国家了,归开发水电的老板了,让农民拿什么致富?这个问题我始终也没有想明白。在一次镇政府召开的搬迁座谈会上我提出这个问题,镇里的领导答不出来,其中一位副书记还说:这也确实是个问题。看来,他们也没什么主意。”

我问那位“农民代表”:“你怎么看你朋友的话?”

“他说得很对嘛。”她笑道。

至此,尽管怒江上的谎言没有完全揭开,尽管我仍然没有看到真实的怒江,但是,这番调查至少让我知道,怒江峡谷里的迷雾到底有多厚。

刘鉴强,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