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治水对中国的启示 - 中外对话
城市化

新加坡治水对中国的启示

早在40年前,新加坡领导人就意识到一个社会在污染环境中的生活成本要比在清洁环境中高得多。中国也能认识到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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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加坡这个袖珍城市国家在1965年获得独立时,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巨大限制,让许多外部人士都预言其未来会一片惨淡。

然而,40年过去了,现实似乎与这个预言截然不同。在短短几十年里,这个国土面只有714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十分有限的小国,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的榜样。新加坡拥有不断增长的人均GDP、清洁的环境和生机勃勃的创新力,从中国到缅甸,“学习新加坡”已经成为一句老生常谈。

今天的新兴国家挑选新加坡作为学习榜样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应该尤其注意该国水管理的历史。尽管面临着多重挑战:迅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用水需求高涨;GDP增长30倍;通过填海造地,国土面积增加了23%;人口增加了两倍;工业蓬勃发展,但四十年中新加坡的水安全状况得到了切实改善。虽然目前新加坡仍然依赖进口水源,但它正努力争取在50内实现用水自给。

水消费量暴涨

从1965年到2011年,新加坡每天的用水量从7000万加仑增长到3.1亿加仑。

为了迎接这个增长带来的挑战,新加坡的汇水(通过下水道、沟渠和河流以及地表水收集池网络收集雨水)面积占到国土的67%,大大超过了独立初期的11%。

尽管今天新加坡仍然从毗邻的马来西亚柔佛州大量买水,但同时随着其用水需求的增长,该国一直在努力降低自身对进口的严重依赖。新马间有两个重要的用水协议,其中一个已经于2011年到期,另一个规定每天最多新加坡能够从马来西亚进口2.5亿加仑的水。但实际上的进口量只有大约1.5亿加仑,相当于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该国的目标是在50年内将进口水量变成零。

新加坡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扩大新加坡的水源供应基地、进行水质管理以及减少用水活动中的能源消耗,比如,被称为NEWater的新加坡特有的高质量污水处理和海水淡化等非常规水源的开发。

NEWater已经满足了新加坡30%的用水需求,这一比例到2060年有望达到50%。这已经成为新加坡日益增长的工业部门用水的主要水源,减轻了饮用水的压力。与此同时,海水淡化的比例从用水总需求的10%有望增加到2060年的30%。

新加坡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发展,2000年以来水价一直都在边际成本的基础上制定。而公共部门的参与方式则是长达数十年的努力沟通和宣传。

作为增加供应量和保持高水质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技术进步已经被融入了新加坡的水政策,不同的部门之间实现了用水战略的协调。对中国来说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关于水的法律法规得到了严格执行,单是从1968年到1971年的32个月,新加坡有关环境违法的起诉就达到2.9万起,这标志着它在环境法律的落实上比其他亚洲国家足足早了10年。

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大国应该好好学习新加坡的上述经验。在这些国家,快速增长与其带来的污染已经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新加坡河的治理

为期十年的新加坡河治理工程是一个协调规划的典范,尽管花了较长的时间才取得成果。通过对新加坡中部地区的大规模再开发,消除并控制了排进新加坡河的污染,治理工程取得成功,河水可以安全并经济地作为饮用水使用。

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新加坡也在其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包括——要永久地解决污染问题,必须得到最高政治层的支持。

由于新加坡河是该国的贸易主动脉,沿岸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大量的自建房、小贩、小作坊出现在这里,但问题被一再回避。最终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生活和工业废水以及固体废物被排入新加坡河,严重影响了其水质。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77年,时任总理的李光耀给各部委和机构下了最后通牒,情况才开始改变。政府机构被勒令通力合作,改善新加坡河的水质、确定损害河流的生活、商业和工业污染源、制定相关法律,并最终对新加坡整个中部地区进行再开发。

超过2.6万户居民搬进了政府组屋,大大改善了其生活条件。大约5000名街头小贩、4.6万多名自建房主以及800名驳船船主也都被迁到别处。大约2800个小作坊和家庭手工业被迁到工业园。最后,还有600座养猪场和500座养鸭场被逐渐取缔,它们曾经将未经处理的废弃物直接排进河中。

新加坡河的治理工程耗资不菲,总共花去了2.4亿美元。但其巨大的效益(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很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笔绝好的投资。这项工程使新加坡焕然一新,沿河两岸的地价飚升,用来开发旅游和商业。

在一次与我们的私下探讨中,李光耀指出新加坡长期战略规划的主要驱动力就是水安全。在他当政期间,水被放在了无可比拟的首要地位,就连经济发展也要从属于其对水源的影响。这种来自最高政府层面的强大政治支持,一直对新加坡的发展至关重要。

有人说,新加坡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是因为规模很小,因此其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参考性不大。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岛国只有找到长远的、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和宜居的环境。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李光耀就意识到一个社会在污染环境中的生活成本要比在清洁环境中高得多。半个世纪之后,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还没有认清这个事实。

 

两位作者的最新著作为《新加坡水故事:一个城市国家的可持续发展》,Routledge出版公司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