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世界中的遗产

弗朗西索•班达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一位主管,在接受贾里德•格林采访时,他阐释了“文化景观”的概念,以及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做好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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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里德·格林(以下简称格):世界上列入“文化景观”的只有63处,还不到世界遗产总数的10%。请介绍一下文化景观的申请程序。

弗朗西索·班达林(以下简称班):世界遗产名录里包含好几类遗产,其中一类就是创立于1994年的文化景观。这类遗产界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产物。衡量一个申报地点价值的办法是将其与世界上其他类似的地点进行比较,然后会经过专家及最终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审议。

世界遗产的申报是由《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成员国进行,目前已有186个国家加入这一国际条约。一个国家一旦加入公约,就有权利进行世界遗产申报,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其它机构将进行评估,看其是否符合登录条件。

格:现在有好几处文化景观都遭到威胁,包括阿富汗的“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观和考古遗迹”、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古堡和夏利玛尔公园”和伊朗的“巴姆城及其文化景观”。您认为天灾(地震、洪水、侵蚀)和人祸(掠夺、城市发展、国际争端)哪一个对这些遗产的威胁更大?

班:从巴姆城的个案来说,最主要的破坏来自2003年的大地震。当然,这个景观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至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世界遗产。因此,地震、洪水以及其它自然灾害都是重大威胁。而有些景观靠近城区,因此城市发展和人为侵蚀对其影响也很大。

受到城市化威胁的典型是夏利玛尔。现在在这里你很难区分古今,那个曾经耸立在广袤自然中的人工景观已经被一望无际的贫民区所淹没。

在其它个案中,最难应对的威胁之一是抵消社会经济变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著名的菲律宾巴拿威高山梯田,这是几千年人类活动的产物。然而,移民和当地的经济变化已经对景观本身和维持工作造成了破坏。所以说原因是各种各样的。

当然,要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景观是很困难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变中的世界,有时候真的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会保持同样的面貌。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方面也努力逐渐改变方式,争取弄清楚在这个转变中的世界上如何保持遗产。

格:景观保护起始于公元748年,当年
唐玄宗下令禁止在福建武夷山的九曲河地区捕鱼伐木。包括精美园林在内的人造景观的出现也有千百年,那么景观保护真的是一个新概念吗?

班:这是一个现代概念,即国际条约框架下的一个遗产类型。景观显然早就有了,但过去它们只属于精英或统治阶层。人造景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开始的时候,但这些景观只存在于私人的范畴。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完全普遍、完全属于公众范畴的景观。文化景观被当作一种公共财富,属于民主、选择有时甚至是权利的范围。中国皇帝的美丽园林曾经属于极少数精英,供其游玩享乐,但现在景观的社会范畴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了。

格:自然景观在很多国家都变成了旅游胜地。那么国家如何在游客数量(这对维持与景观的文化联系非常必要)和现有生态系统的保护之间保持平衡?

班:我们要说的是这两个目标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景观保护就是要找出一个实现可持续性的方法,而找到一个通向可持续性的方法意味着要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修正,包括我们如何利用技术、城市如何生活以及我们如何理解未来和自然。

我们必须努力学习过去的经验,同时运用现有的和传统的技术,这样才能更好维持现代生活。我认为所谓可持续性的挑战实际上就是要弄清过去的哪些东西可以适应现代生活,并且能够延续到未来。我们可以从传统的景观技艺和创造景观的方式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还可以对景观进行地层学的剖析,研究千百年来层层的积淀。

格:一些采矿遗迹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文化景观,对此许多环保主义者可能会表示异议,因为这些地区常常体现了对土地不那么可持续的开发。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列入名录呢?

班:世界遗产委员会把景观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些景观是日常生活型的,一些是考古型的——它们从古代保存到今天,但在现代生活中已经失去功能。然而文化景观必须涵盖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所有方式。

我认为这些景观的类型应该覆盖过去人类生活的不同类型和形式,采矿的景观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应该被未来所效仿,但它们确实是历史的体现。

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保护那些还在
持续发育中的文化景观?

班: 这是目前挑战的核心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把景观“冷冻”起来,我们已经完全意识到自身的任务与保护工作、世界发展以及对遗产变化的观点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必须在自身的理念、时间和法定工作中都引入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能够体现现代需求和文化景观所具有的价值。即使在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里,这些价值也是可以保护的。

我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护这些价值。这绝非易事,但恰恰体现了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努力促成的理念。

格:许多景观设计师都在对城市的褐色地区进行改造,在退化的土地上创造出可持续的新景观。这一行动就是把与可持续性相关的新文化价值融入景观。一个例子就是纽约城即将建成的“
清泉公园”,它将把一大片垃圾填埋场变成公园和生态保护区。你认为这类工程将来有可能被认定为文化景观遗产吗?

班:我想会的。实际上,这些努力是对我们工业化历史的修正。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它们站在行动的最前沿。把工业景观或者废地改造成新的公园切切实实改变了整个地区的生活和风貌。如果你今天再到德国曾经的煤矿中心——鲁尔地区,你会发现经过巨大的改造努力,这里已经焕然一新。因此,我完全同意将来把这些地区列入文化景观的想法,因为它们的确代表了现代历史的一项重大成就。

我最近去了开罗一趟,参观了阿加汗文化基金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程——阿兹哈尔公园。这个公园位于城市中央,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他们把这个垃圾堆改造成一个新的公园,成为开罗再发展和现代化的核心,同时也促进了对老城区的保护工作。因此,这个公园不仅是对退化地区的改造,而且成为城市复兴的动力。

贾里德·格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网络和战略经理。

本文最初发表于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网站,经授权转载。

首页图片为菲律宾巴纳韦水稻梯田,由Kero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