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外交二十几载一晃而过。为避免危险性气候变化，整个世界团结的足够紧密了吗？用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特别代表约翰·阿什顿的话来说——远远不够。约翰·阿什顿昨天呼吁，有必要重新构筑外交努力以便达成一项更有前途的全球契约。
约翰·阿什顿在伦敦发表演讲指出，到21世纪末，坎昆会议上签署的那些圆桌协定将把全球气温抬高4 ºC，而不是多数国家承认应想方设法避免的2 ºC安全上限。
阿什顿先生强调，不要小瞧这个差别。2 ºC和4 ºC之间是危险的临界区域，地球将面临难以预料的气候变化噩梦。此外，坎昆会议上达成的承诺仍然不具约束力。经过这二十几年的谈判，各国虽仍抱着“止步2℃”的希望，谈判却“止步”在具法律约束力的减缓协议面前。
令人费解的是，气候变化的证据持续增加，可能让国际社会解决问题的决心大为受挫。从澳大利亚到巴基斯坦，科学曾预见了极端天气灾害事件的发生，当地的人类生命和经济秩序却却终究没躲过严重的损害。按理说，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应对行动应当火速上架才对。但正如阿什顿先生二十年前所说的，“未来怎样，取决于我们”，今天的经合组织国家已失去了信心，至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碳排放又紧紧将他们困住。
后坎昆时代，有两条外交路径可以遵循，阿什顿先生说。首先是接受坎昆会议通过的那些“有限的可能”，并遵循这样一种自下而上进程——纵然它只包含有限的承诺与核查。二是要增加自上而下的进程，努力扩大可能性的范畴，构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机制。“自下而上”显然是不够的，然而眼前一个过于激进的全球性契约机制似乎又遥不可及。而这正是当务之急。
结合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气候安全，在政治上获得支持，才能实现阿什顿先生所呼吁的“让外交官们重振雄心”。如若没有气候安全，他指出，就将没有食物、水和能源安全，不遵循2℃的限制，全人类都将一同承担气候危机的恶果。
我们需要气候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以及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体。我们必须消除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危险的可能，消除国家层面的失败，减少流离失所的人群数量，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核扩散， ”他说道。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这些相关联的问题正威胁着这个系统实现安全、繁荣和平等的条件。凡是涉及到跨国或者跨部门的协作，反应通常变得相当迟钝。只有把问题提升到一个足够紧急的层面，创造出政治条件，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如果无法保证人们的需要，手握再大的权力都无济于事。”他说。我们不禁要问，该如何开发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蕴含的能量？我们要如何妥协以寻求妥善的方式，创造一个我们可以赖以共生的机制？如果我们失败了，气候变化到了临界点，系统抗不住了就真的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