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绿色进化缺乏动力 - 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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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绿色进化缺乏动力

许多人都为《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推行喝彩,将其视为中国环保的转折点。但是,两年后,此法却几乎被人遗忘,霍伟亚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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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中外对话”组织过一次访谈,探讨中国执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下称《办法》)一周年来的得失。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当时说:“《办法》实施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上几乎无所作为。”

中国企业家不爱公开环境信息,但在环保宣传上却很积极。他们在公开活动中从不质疑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也不否认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绿色公司年会” (下称“年会”)是这些企业家成立的环保讨论平台。从2008年首届年会开始,企业家们不停地向公众传递他们的关注重心,话题从“绿色竞争力”到“绿色变革”,再到今年第三届年会的“绿色进化”。

今年四月底发布的“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单” 是该平台“进化”三年的成果之一。榜单由年会主办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旗下的道农研究院发布,其首席专家杨鹏撰文说,该榜单是“向世界推荐在绿色转型方面最有眼光、最有责任担当和最有行动能力的绿色领袖企业。”

但发布榜单时杨鹏透露,榜单评选专家组在对近1500个企业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企业还没有习惯披露数据,企业环境方面的数据非常残缺,这是做榜单最大的困难。

但企业家在表达环保热情上从不吝啬。

参加今年年会的企业家总是大谈如何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从事英语教育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说自己有尿频习惯,为了不浪费水资源,晚上小便时不会冲马桶,而是和第二天早晨的一起冲掉;做投资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极力推荐太极拳,认为练太极拳仅需要几平米的地方,是最环保的运动方式。个别企业家也抛出极端言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年会前宣称,做电子商务就是为了消灭纸张;而制造空调的远大集团总裁张跃曾公开表示,他的目标是消灭空调。

2004年,100位企业家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工作内容从治理沙尘暴到设立生态奖项,现在又拿出资金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个别企业家开始拿出资金建立非公募基金会参与环保。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者之一、地产商冯仑2008年发起的“万通公益基金会”。他模仿美国由企业家发起的公益基金会运作方式,期望万通公益基金会能独立运作,不受企业影响。

公开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亲自参与环境公益活动,为参与此事的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但这些行为掩盖了一个事实:企业家的环保言论或公益行为与企业本身是否绿色,不是一回事。很多事实显示,中国企业的绿色进化还停留在企业家嘴上。

2009年英国慈善团体碳披露项目(CDP)中国报告认为:“关于碳排放的数据搜集与管理,将成为中国公司低碳之路的主要障碍之一。”

CDP每年都向几千家企业申请碳信息披露。中国的咨询公司商道纵横从 2008年开始与碳披露项目(CDP)合作,向100家市值最大的中国上市公司发出碳信息披露请求。2009年仅有11家上市公司填写了问卷,18家上市 公司提供了相关信息;而2008年有反馈的企业数分别是5和20。尽管情况在好转,但比例依然很低。去年10月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针对位列世界500强和 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企业做了调查,报告显示18家公司下属的25家工厂无一在《办法》规定的时限内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

2006 年起,“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先后发布并持续更新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收集了2004 年来中国官方公布的各种环境信息。截至2010 年3 月,两个数据库收集的企业环境监管和处罚记录超过58000 条。“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克服披露缺陷香港有责》确认,通过分析他们的污染地图汇总的数据,截至今年3 月1 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中共有175 家企业存在可公开获取的环境违规记录超过750 条。

中国企业只绿化形象不绿化核心业务,有其原因。企业知道,真变绿需要多花钱,而仅仅把形象变绿就便宜得多。所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年会上说:“如果找不到绿色的商业模式,一切都是口号。”

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有效方法是,让企业变绿的同时有钱可赚。所以中国政府和学界将绿色发展看作解决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良方,正在从不同层面给予支持。这对企业来说是一根萝卜。

今年年会的绿色金融分论坛上,做投资的数位企业家信心满满地说,投资绿色有钱可赚。但如果政府不转变思维,推动绿色发展,这个萝卜就不起作用。

中外对话副总编刘鉴强的文章《中国环保的“胜利”被戳穿》说明,个别政府部门在发布环境变好的假信号,等于变相为污染企业辩护。这无疑会减慢中国企业绿色进化的步伐。

很多环保人士将企业变绿的希望寄托在《办法》上,因为它有利于公众参与,进而监督企业污染。马军在4月接受一个访谈时说:“《办法》奠定了基本环境信息公开的法规和政策基础。”但两年来,企业的信息公开乏善可陈,并没有企业真正依据《办法》披露信息。

今年《办法》两周岁时,中国媒体连庆祝它“生日”的兴致都没有,仅有“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本文提到的报告,政府方面也没有动静,《办法》似乎已被遗忘。

如果不能用萝卜诱使企业自发变绿,《办法》又失灵,公众不能给企业施加变绿的压力,中国企业的绿色进化可能只会停留在“洗绿”阶段。

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

首页图片为2009年绿色公司年会的宣传海报,来自道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