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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

由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这个国家有很多东西值得庆祝——里奥·霍恩写道。然而,发展中国家能从中国的显著增长中真正获得哪些经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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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中国将迎来奥运会之后的另一个历史里程碑——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很多东西值得庆祝。三十年前,中国与世隔绝,举步维艰,贫困率与马拉维不相上下。如今,中国已加入“超级联赛”:中国经济增长了九倍,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民币合理升值将推动中国排在日本之前面,跃居第二)。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亿人脱贫,数量惊人。中国现在持有1.7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

可以理解,这一成就使得世界上很多人深受启发。所有的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鼓吹“中国发展模式”,将其作为支持他们的异类发展理论无可争议的论据。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正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他们自身发展困境的解决之道。

从委内瑞拉到越南,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吸引力随处可见。伊朗、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邀请中国专家给高级官员和学者授课。在劳尔·卡斯特罗的一次访问之后,前总理朱镕基派了一位助手去古巴,给数百位古巴领导人讲授社会和经济改革。

显然,中国在某些方面走对了路子。例如,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和逐步放宽价格,结合对外开放体制,无疑有助于高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高储蓄率、在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中进行先期投资、快速城市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无疑也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

然而,是否过去三十年中的战略决策和非决策累加起来便形成了成熟的发展模式?这值得怀疑。“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

有限的成功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在所有这些领域,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是形势的恶化,这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危及未来经济增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不及博茨瓦纳或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中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是其成功的真正考验。

独一无二性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此外,中国的幅员和历史独一无二,有助于解释其经济崛起。中国在过去曾多次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近在182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30%。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回复到从前的趋势:中国也许仅仅是在超级大国联盟中重新获得应有的位置。中国之大本身也是一个诱因:大量的潜在廉价劳动力和十多亿消费者的市场前景,使得中国本来就具备国际资本吸引力。

在实践中学习

最重要的是,“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掩盖了中国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中国不是沿着预设的路线发展经济的,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在实践中学习,对于非预期结果和无法预见的事件灵活应对并注重实效,符合邓小平所推崇的“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所有的重大政策变革都是小规模(通常是在单个的地方辖区)反复试验的结果。试验成功之后便扩大规模并在全国推广。1980年代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和成功,是接下来大量市场导向改革的前奏。同样地,破产法在全国推行之前,先在一个省进行试点。通过价格双轨制——一些价格由计划制定而其它价格则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决定——分阶段解除价格管制,是实用主义取得成功的另一个显著事例。

变革还得到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在中国农村地区,几乎所有的发展都是地方创新的结果。安徽省凤阳县打破党的正统思想,解散人民公社,允许个体农民在市场上出售剩余的农产品,继而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多米诺效应。到1983年,98%的农民家庭实行了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就在早几年还没有先例。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历程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经验。但是,中国的改革方式也许比其实际的政策更为有趣。

中国的改革是由实用主义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步推进并调整的,而非执著于某种固有的理性并受意识形态限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者的智慧是“让路”,为试验和地方自主性留出空间,抓住总会到来的运气成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对改革持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里奥·霍恩: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的国家协调员,同时也是致力于通过外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顾问机构EnAct 21的创始董事本文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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