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即布伦特兰委员会提交了那份影响深远的报告，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政治主流，宣称“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和2002年的约翰内斯堡环发大会达成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多边政府协议，并且将这个概念广泛渗透到了产业界、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之中。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促成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可持续发展“工具包”，其中包括如下九个关键内容：
1，“三个支柱”概念，即整合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这个观念已经被引入到许多国家对新政策的可持续性评估以及产业界的三重底线投资计划中。公众更清楚地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即“可持续消费”。
2，法律原则。
更加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对“污染者付费”等法律原则的明确和援用，通过预警和事先通告来平衡“三个支柱”。布伦特兰报告中确认了22条这样的原则，目前许多都被多边政府间协定和国内法广泛援用。除了这三个支柱性概念，他们还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国际性的混合语。
3，国际协定。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体现了全球对环境的热情，而联合国的三个委员会——生物多样性、沙漠化和气候变化——尽管缺乏足够的强制性，却为全球公共产品提出了共同的目标。
4，为数众多的计划和战略。
由于要涵盖各个国家的立场，“21世纪议程”、“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等国际计划的内容十分含糊，但已经激起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回应。它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中的可持续内容，但是都有些太理想化了，缺乏明确的重点，对财政预算、投资和公共管理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5，政治论坛和会议。
无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还是地方或者行业的会议，主要作用都是对问题进行界定和讨论，而级别很高、或者与立法行政的关键环节有充分联系的则寥寥无几。
6，可持续评估，市场、规划和财政干预的工具。
我们已经有数不清的收集信息、分析、计划、管理以及审议的新工具了，特别是用来融合环境事务和鼓励利益相关者表达观点的。但在促使政府机构和企业常规地操控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上，尤其在确定重点工作时，我们偏偏是捉襟见肘。
7，自愿性的法规和标准。
许多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是食品、木材、能源以及采矿等，出于名声、成本以及资源安全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制定了自己的法规。但迄今为止，他们的表现与其说是改变了整个行业，不如说是维护了现有的赢家。
8，“三合一”的合作关系。
当最初对政府会引导可持续发展的过度迷信过去之后，政府、公民社会和产业三方的“三合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生根发芽了。某些合作已经导致了几个部门的“软政治”变化，比如森林和海洋管理委员会就可持续发展原则进行着有条不紊的工作。
9，大量的讨论和研究。
讨论的范围很广，反映了从技术（根植于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到执行（管理和规划）以及政治（对价值和结构的评价和批评）等许多学术和专业方面的意见。这个多元性的办法遭到了批评，尽管在利益各方的多边讨论以及政策过程上取得了较大进展，树立了引人注目的范例，但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整体性研究方法——“可持续科学”来解决当前复杂的问题。
那么，发展已经变得更具可持续性了吗？
我们没有办法对二十年来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一个完整的报告，但是我们可以作出三项主要的判断：第一，朝向可持续发展的进程的步伐、规模和深度是足够的；第二，即使解决了某些症状，但不可持续性的根本原因仍然根深蒂固；第三，无论政府、产业界还是个人，大部分人还没有认识到已经“火烧眉毛”，必须行动起来了。
2005年，联合国发表了三个里程碑式的报告来强调问题的巨大。旨在减少贫困的“千年计划”（Millennium Project）进展太慢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的结论说，生态系统里维系人类生存的25项供给中有16项已经严重退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明确地展示了不可持续发展方式作造成的一项主要影响。但是就连这些报告都没有被放在一起来看，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一个严密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形成。因此，简而言之，不可持续发展顽固存在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
经济发展被当作一条金科玉律，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和福利，也没有被当作一项环境进程和门槛；
* 环境收益和代价被外因化；
* 穷人们被边缘化，不公正被固定化；
* 政治体制没有有意地引入环境因素，消除社会不公，建立更好的经济模式；
* 因此，不可持续行为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这里存在着三个悖论：第一，造成贫困和环境问题持续存在的正是经济模式，但我们却要靠它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这种令人不满的状况与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气候共存。第三，在最急需行动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行动，可持续顶多还只是一个“虚拟世界”，是规划者们的一个梦想。
这是为什么呢？只要有推动力量，按照关于这一概念现有的含糊定义来界定怎么做是“可持续的”，对于任何一个政府、企业以及个人都不是难事。它们已经把“三个支柱”都考虑进来，并用让人倍感舒适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权衡，选择分析的界限（包括全球和地方、短期和长期），以避免进行任何困难的交易。环境利益也要对此负责，至今还有许多保守组织不愿意面对“我们究竟有多需要生物多样性”这样的交易性问题。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普及很快，特别是在大型企业里。认知如此广泛，但与之相应的切实目标、行动和责任却仍然缺乏，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曾经看上去那么具有革命性的东西现在似乎眼见着在退化。可持续发展被忽视了。气候变化和消除贫困这两个全球性问题急需可持续解决办法，但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包”对与之相关的讨论、政策和行动几乎却毫无影响。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一方面，这意味着风险，减轻贫困将带来可持续的环境代价，而应对气候变化则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另一方面，那些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人也可以从中学到谋略，减轻贫困和气候变化的行动就是靠着它们才赢得了如此之高的政治、产业和公众支持。而从两方面来说，把注意力明确地集中在三个方面：人类的价值、经济和未来变化的驱动力，已经使这些应对措施超越了狭窄的“气候”或者“贫困”范畴。
新的挑战
在过去二十年中，导致变化的强大驱动力已经显现，它们可能进一步加固不可持续性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
“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国家的迅速崛起。它们既成为主要的经济强国，又成为可持续性潜在的新“看门人”。由于它们的无限壮大具有两面性：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所以既可能铺就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又可能加剧资产剥离和不公。
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和投资，以及随之而来的需求和匮乏的变化和主体价值体系的变化。如何组织城区政府，他们如何与利益相关者合作，这些将凸现于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规则以及投资的形成过程中。
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剧烈改组，既有像中国那样依靠快速投资的补贴资本，也有像非洲那样依靠低价原料的供应。民主制的消费型社会日益变得“寅吃卯粮”，而不是为未来创造恢复能力。我们需要积极的前景，比如一个可持续的中国贸易战略，以及一个可持续的非洲经济。
非线性事件的发生频度和严重性增加。这个趋势在气候系统和一些生态系统中已经很明显了，洪水、干旱和风暴都越来越多。而其他的潜在威胁常常和全球化相关联，如全球性的传染病以及经济崩溃等。这些事件，无论是逐渐显现还是突然爆发，都可能激励人们投入到实际行动中。
利益共同体相互作用的方式多样化。全球化和互联网使人们可能通过贸易、学习、游说、交流和合作这些行动方式曲线救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
监侧、测绘和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如果要弄清资源利用和浪费的情况，及其在空间上如何与其他问题关联，上述技术进步提供了有效且高度透明的方法。
“已经”和“未曾”间的冲突风险增大。对于所谓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可能有的人能接受，而另外一些人则无法接受，这会影响到许多人对可持续发展现有的观念，也将引起关于安全和社会的关键性讨论。
公众对“大创意”的兴趣日益淡薄。冷战的结束以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出现，使得概念的政治和公众魅力大打折扣，除非它十分贴近生活和人性化。因此，可持续发展至今仍然显得那么遥远和陌生，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多边主义的侵蚀。元凶就是强大的单边主义势力，而另外一些人则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改进多边主义的道路。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衡量全球公共产品价值的方法，并且要求建立一个公平的多边主义机制。联合国改革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作为一个普遍的共同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的精力应该集中在哪里呢？
接下来的20年，我们应该把努力的主攻方向集中在那些凸现的结构性问题上，它们扭曲了发展和环境的前景，要特别关注不公平以及最尖锐的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我们必须紧跟快速发展的动因，并且更加热切地期待未来的发展。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连接人类信息和生态系统安康的系统。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务之急的硬性决策上，而不是沉溺于过去的伟大计划，翻来覆去地讨论那些过于包罗万象的日程以及无穷无尽的双赢愿望。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那些把公共管理“串在一起”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这些努力需要与许多因素进行更深入的接触，这些因素包括地方、传统以及非西方的参与者、贫困人口、具有环境依赖的利益相关者，还有多样化的科学传统。在对人们日常生活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的整合中，有许多地方机构明确地参与进来，它们还在那些整合工作无法开展的地方进行交易，并且力图实现代际之间的公平——也就是可持续发展。政府、企业甚至许多利益集团倾向于把贫困和环境等事务分别处理，这些机构和它们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必须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所缺失的话语和传统，追问“在改善生活时我们到底想要什么？”“这些改善靠的是什么，是哪些资源？”等等。我们不必问“要实行的政策的影响是什么”，这在今年布伦特兰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将成为一个支配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多问问“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同样需要科学家的更深入地参与。事实证明，在过去二十年里，科学家在确认和探索臭氧层破坏和酸雨等问题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在未来二十年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支综合的科学力量——“可持续科学”，它可以调查诸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复杂的综合现象，这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幸福。
史蒂夫·巴斯是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IIED）,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非营利研究机构，其目标是为地方、国家以及全球各层次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行动提供专业知识及领导事务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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