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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拉美——矿石与投资的是是非非

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第三大投资国,中国的矿产企业在这里掀起了一股新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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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已经成为推动拉丁美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已然变成拉美经济活动中的一个“主角”。

但是,这个巨大的需求(加上中国贷款和在众多产业中无处不在的中国公司)引起了人们的担心,认为它们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并且发展失衡影响未来的发展。

“十五年前,中国在拉美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根本微不足道,但在过去五年里它就成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第一、第二或者第三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安立奎·杜塞尔·彼得斯如是说。

热潮的中心——秘鲁、智利

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最大的地方莫过于秘鲁了,这里悠久的采矿历史和来自中国的移民让其格外具有吸引力。根据秘鲁商会会长的说法,今年7月份已确认的价值70亿美元的拉斯邦巴斯铜矿收购方案意味着中方已经控制了秘鲁三分之一的采矿业。等到明年拉斯邦巴斯投产的时候,每年的产铜量有望达到40万吨,其中一半是中国的订单。

与此类似,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石油下属的一家上市公司)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资产的收购,意味着秘鲁五个规模最大的石油生产特许权中四个都有中石油的股份。

“拉斯邦巴斯如今属于一家中国企业,如果他们再获得廷塔亚铜矿的话,整个南安第斯就全归中国人了。”国际地球权益组织秘鲁分部的西莫纳·瓦尔纳尔斯说。

中国和秘鲁间的贸易也发展得很快。2009年两国签署了自贸协议,秘鲁成为继智利之后中国在拉美的第二个自贸伙伴。从2003年到2008年,秘鲁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超过8%,2009年到2012年只有不到6%。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此期间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到秘鲁GDP的四分之一以上,秘鲁太平洋大学的阿兰·法尔列则指出中国自2011年以来一直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

南加州大学的卡罗尔·怀斯说:“秘鲁和智利大量地向中国出售大宗商品,铁矿石、铜、鱼肉……这个量对它们来说非常巨大,秘鲁绝对是最大的受益者。”

据怀斯表示,中拉贸易主要集中在五个国家:秘鲁、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出口量占前三位的分别为大豆、石油和铁矿石。

主要伙伴

但是,中国在拉美贸易中日益凸显的地位引起了严重的关切。除非政府能够发展其他产业来平衡采矿热,不然人们很担心不公平交易(尤其与墨西哥)和未来可能出现的贫困问题。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到制造业,中国壮大了目前的经济实力。,同时勇于冒着被拒的风险坚持要求潜在投资者进行技术转移。

杜塞尔·彼得斯说:“拉美国家把原材料送到中国,再从中国购买制成品。从中期或长期来说,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做法,中国人最清楚这一点了,中国从来都不会接受这种贸易关系。”

另外一个日趋激化的问题是,中国与拉美各国贸易关系在紧密程度上存在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勇在最近的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墨西哥、厄瓜多尔、帕拉圭、以及“大多数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对华出口额仍然相对较小。

基础设施建设是另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的阵地,中国企业在拉美雄心勃勃的大型工程和计划层出不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HKND)计划修建一条横贯尼加拉瓜的运河,从该国的西部太平洋沿岸一直通到东边的加勒比海岸,用来增进全球海上贸易。上个月这条运河的建设得到批准,项目总长172英里,是巴拿马运河的3倍,它将穿过中美洲最大的湖泊——尼加拉瓜湖。

另外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中国企业打算建设一条横贯南美洲的铁路,这条铁路将从秘鲁的太平洋沿岸一直通到巴西的大西洋沿岸。据新华社7月份的报道,巴西总统罗塞夫称将“与中国和秘鲁合作完成令人满意的工程”。

基础设施金融

中国企业还参与了其他基础设施工程。据法新社报道,继六月举办的“77国集团+中国峰会”结束后,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地区商会会长表示,中国对玻利维亚“工业化项目”很感兴趣,项目耗资约为420亿美元。去年中国葛洲坝集团(CGGC)赢得了阿根廷的两个水电站建设合同。据非政府组织“国际河流”中国项目总监孟方桦说,目前中国企业在拉美承建的大坝有24座。

中国在为拉美提供贷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据波士顿大学学者阿莫斯·埃尔文和凯文·盖拉赫说,2005年到2013年间,中国的银行机构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超过半数都贷给了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和厄瓜多尔则分列贷款额的第二、三、四位。

埃尔文说:“中国贷款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它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其他的融资渠道,可以不再仅仅依靠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或者是西方商业银行。厄瓜多尔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该国主权债务违约导致信用评级直线下跌,吓跑了所有其他外国借贷者。尽管如此,它仍然能从中国拿到贷款。”

中国国有银行还把巨额贷款直接发放给在国外经营的中国国有企业。埃尔文和盖拉赫估计,2002年以来这类贷款总额达到1400亿美元,其中80%都流向了石油和采矿部门。

投资海啸

杜塞尔·彼得斯说:“与贸易关系相比,中国在拉美投资的历史要短得多,掀起了双方第二波新经济关系的浪潮。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用这样一种海啸似的方式输出资本。过去两三年中,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已经占到世界第三位。”

中国各大银行金融机构如今已经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上月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上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初始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该银行将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应急储备安排初始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用来在发生国际收支问题时帮助各国渡过难关。

但是,某些产业部门非常担心中国日益扩大的参与会对拉美社会、环境、甚至国家主权构成影响。一部分原因基于任何投资或工程都会引发人们的忧虑,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中国自身环境不佳、劳动条件恶劣、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

一些中国企业已经买入了一些争议特别大的项目,其中包括秘鲁两个最具争议,同时也是两个规模最大的石油开采权项目。这些项目污染严重,已经导致四个不同的流域出现“环境危机”。此外,还包括马尔科纳铜矿、白河铜钼矿和特罗莫克铜矿等项目。

白河铜钼矿之前的业主经历了数千人的抗议、酷刑折磨、杀戮以及一场打到英国最高法院的官司,但以紫金矿业为首的财团还是毫无顾忌地买下了它。收购特罗莫克铜矿的中铝集团则在安置移民的问题上遇到了难题,起因就是该公司打算将5000多人的莫罗科查镇整体搬迁。

尽管一些镇民对于中铝的搬迁安排态度积极,但另一些人却远没有这么友善。据万卡约大主教办公室的丹尼尔·阿尔瓦雷兹·托伦提诺说,选择的新镇址完全不合适,新房子太小,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大约120户人家拒绝搬迁,如今他们发现自己很可能被抛弃了。今年3月政府因环境问题命令中铝停止运营。8月6日,莫罗科查的民间组织FADDIM提起了两桩针对中铝集团和秘鲁能源矿业部的诉讼。

阿尔瓦雷兹·托伦提诺说:“仍然居住在莫罗科查镇老城的人对中铝十分抵触。”

原住民权利

与此同时,邻国厄瓜多尔最声名狼藉的采矿项目——米拉多铜矿也在两家中国国营企业的控制之下。中石油计划勘探开采的新石油区块则位于亚马逊雨林深处世界闻名的亚苏尼国家公园内。

这些项目已经受到了来自厄瓜多尔国内外的批评,并且原住民组织克丘亚族联合会(ECUARUNARI)也对此提起诉讼。此外,厄瓜多尔最近还进行了一次争议巨大的石油开采权拍卖,原本21项开采权项目最终只拍出了3项,其中两项都是被中国企业安第斯石油公司购得。

这两项被称为“79号区块”和“83号区块”的 开采权均与亚马逊河流域的原住民萨帕拉人的领地重合。今年早些时候,萨帕拉族的首领科勒瓦尔·路易兹和格洛里亚·乌施瓜曾游说联合国表示拒绝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石油开采。

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族人的生存正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无论在各级众议院、参议院还是原住民宣言中,我们都已表明不希望在我们的领地上进行任何石油开采之类的采掘活动。”

国际河流组织的孟方桦指出,中国企业“连别人嗤之以鼻的项目也会接手”,并且举了洪都拉斯帕图卡大坝的例子。根据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权利与资源行动”成员安迪·怀特的说法,中国企业在社会和环境治理上的标准较低。

他还说:“中国公民影响决策者或者与其合作的渠道和方式都非常少。”

绿色金融规则

但另一些人认为,中国银行贷款业务相关法规要比西方更为严格。两年前中国颁布了《绿色信贷指引》(简称GCD,一项要求银行在决定发放贷款时把社会环境影响考虑在内的政府法规),尽管对于其落实情况见仁见智,但一些人认为它超越了西方的绿色金融模式。

“GCD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厄瓜多尔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CDES)的宝丽娜·加宗如是说,不过她也指出落实是另外一回事。

她说:“中国的银行和拉美的许多国家有两件事是一样的:它们的环境法规都很完备,但执行和监督体系却非常薄弱。中国在厄瓜多尔的投资规模很大,但迄今为止他们给这个国家的环境带来的都是悲剧。”

相比于其他地区,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的经营活动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切。除了在亚马逊地区进行采矿和石油开采,中国企业如今还参与了一系列水电大坝工程,并且计划在太平洋沿岸建一座炼油厂。

中国的银行机构为厄瓜多尔提供了大量贷款,以至于某些人认为厄瓜多尔国家债务已经失控,国家主权也已经受到威胁。该国公民社会正在做出回击,采取了诸如游说中国银行机构、诉诸法律、发行有关中国海外贷款和投资社会环境影响相关规定的小册子、向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投诉等一系列措施。

国际地球权益组织的瓦尔纳尔斯说:“中国企业的问题在于它们不太关心人权,尽管他们在环境问题的讨论也很多。这就是厄瓜多尔那些反对米拉多铜矿项目的人在给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的投诉中的感受。”

但另外一些人的看法要积极得多,或者对于中国和非中国企业间的差别说得轻描淡写。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影响来说,在秘鲁我们只看到一个案例,即经营马尔科纳铜矿的首钢,这个糟糕的案例简直是众所周知。首钢的案例中存在很严重的用工问题,但在环境和社会劳动条件等方面,他们与秘鲁其他企业并无二致。”

华盛顿智库“美洲对话”的玛格丽特·迈尔斯则认为,中国企业已经经历了一个“真正的学习过程”。虽然首钢是一场“灾难”,但中铝在特罗莫克却“做得很好”。

她说:“如果颁布了法规和标准,中国企业就倾向于遵守;如果没有,企业就会用尽各种办法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企业,无数跨国公司都是这么干的。”

翻译: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