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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都”的代价

曾有着亚洲第一汞储量的“中国汞都”——贵州万山,因资源枯竭被关闭。楚寒访问这里的汞矿职工,发现他们承受着离异、失业、吸毒、汞中毒、汞污染和死亡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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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赵俊霞

像一辆庞大的超级马车,行驶600多年后,“中国汞都”贵州万山的汞矿戛然而止。2001年10月,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被宣布政策性关闭。

作为曾经国内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汞矿曾承载万山特区疾驰,给万山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悠久的工业闻名,并将其推向“小香港”、“小深圳”的繁荣巅峰。

此后,为了进一步整治汞矿给当地留下巨大的环境创伤。2009年3月,国务院将万山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2011年初,万山特区政府开启了一场“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双转型艰难之旅。

3年后,早报记者来到这里,重新审视、打量这座转型中的城市,发现在这场转身中,仍有部分原贵州汞矿职工,正承受着企业关闭带来的困扰和创伤:离异、失业、吸毒、汞中毒、汞污染甚至死亡。

汞矿关闭后,55岁的黄亚平和其他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一样,开始在万山特区经营三轮车客运。

黄亚平说,这10余年里,三轮车的起步价从1元涨到了3元。汞矿关闭时,整个万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轮出租车,现在已增至246台。其中,有近一半左右的经营者身份是贵州汞矿前矿工。

2014年6月,黄亚平再婚了。这是他与前妻离婚10年后的又一场婚姻。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前夕,前妻与黄亚平离婚。那时,汞矿败象早显,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

这不是个例,电焊工曾丽娜也是离婚者之一。2001年汞矿关闭时,她和在下属安装公司工作的丈夫被买断工龄。之后,丈夫去临县做摩托车修理。她却因身体诸多不适,无法再工作了。

2009年,丈夫提出离婚。理由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负担越来越重。现在,曾丽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但钱太少,“根本不敢乱用”。

多位贵州汞矿的退休职工说,汞矿关闭后,离婚已成矿工二代中的普遍现象。这与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反差巨大。汞矿关闭后,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压力,让矿工们的腰杆不再像当年直了。而那些当年冲着过美好生活而嫁到汞矿的部分姑娘,正渐次离去。

这里像极了中国大多数县城在90年代初期的样子。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带之间,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晚上10点左右,街道就变得很冷清。

三轮车夫杨明轩说,竞争太激烈了,他们每天的收入很少能达到100元。三轮车客运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吸毒的失意群体

和黄亚平住同一社区的71岁老妇申玉珍,是矿工家属。

2001年,她36岁的大儿子姚本发在矿上当了8年冶炼工后,汞矿关闭,只领到1.9万元买断工龄安置费。第二年,失意落魄的姚本发开始吸食海洛因,1.9万元很快就被花光。他后来成为低保户,每月只有230元低保金。家里值钱的物什全都变成他的毒资。

三角岩是贵州汞矿工人的一个聚居地。汞矿关闭后,待业青年们喜欢在这些社区里晃荡。后来,海洛因也开始进入这个社区。姚本发也是这个失意群体中的一员。

姚本发曾在戒掉毒瘾后,在万山找过工作,但对方说他吸过毒,名声不好,不愿聘他。他也曾拿着母亲给的1500元去湖南、浙江和广东等地找工作,工厂招工的人都说他年纪太大,不愿录用他。

2004年,妻子吴某跟他离婚之后,他再一次开始吸毒,直到2013年12月6日被抓去万山戒毒所强制戒毒。

毒瘾越来越大时,有的吸毒者开始选择注射吸食海洛因。万山一位公务员说,曾有人因为过量注射而死亡,被人们发现时,尸体已开始腐烂。

“鞋穿重了就走不动”

1965年,袁仁纯开始在汞矿工作。1989年9月,他被查出汞中毒,鉴定为8级工伤‘后来被送去贵州汞矿技校附近的疗养院疗养。袁仁纯说,汞中毒后,走上坡路时双脚乏力,经常性头晕。

当年,贵州汞矿红火时,袁仁纯曾在五坑做过冶炼的大班班长。那时生产压力和工作强度都较大,他们与汞接触的频率很高。之前,贵州汞矿的冶炼一直采用土灶,回收率仅为50-60%,这意味着有40-50%的汞呈蒸汽逸入空气中,汞蒸气浓度超过标准460倍。

另一位汞中毒者刘黑子,两年前已去世。

2011年,记者采访他时,这位79岁的矿工,正艰难地往嘴里扒饭粒,一双手不停地颤抖。导致他双手颤抖的,正是多年从事汞矿工作所带来的汞中毒。刘黑子行动迟缓,走路都不能穿厚重的鞋子。

在刘黑子的记忆中,他6岁开始接触汞。他的汞中毒是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时,他还在贵州汞矿五坑装罐。后来,矿上要求矿工中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在矿洞的逼仄空间里洗矿。作为党员,他因此成为了一名洗矿工人,一洗就是好几年。

1963年7月25日,贵州汞矿在对矿工做体检时发现,矿工中汞中毒者有151人,患病率为6.6%。刘黑子正是这6.6%中的一名。24年后的1987年6月底,这个数字增加至274人。

他们仍在继续承受着手脚颤抖、易怒、烦躁和精神错乱等带来的痛苦和烦恼。

以前是汞污染,现在是锰污染

在下场溪村,40岁的村民吴从玉,正坐在家里看管两个孩子。稻田里的秧苗长势不错。几个月后,这些成熟后的稻谷又将被卖给前来收购的外乡人。约7年前始,吴从玉家就再也没吃过自己种的大米。那年,他们家种出的稻谷上开始出现黑点,有的还是空壳。也是从那年开始,他们家稻田旁用来灌溉的河流开始变黑。

污染来自上游的万山镇。

2003年,在万山镇创建的万泰锰业,将生产中产生的废水从万山镇注入大水溪,一直流淌至吴从玉家门前的溪流。

2012年11月7日16时许,万泰锰业尾渣库底部导洪管破裂,库内锰渣随溪水排放至下溪河,造成下溪河污染。

从7年前开始,万泰锰业开始以每百斤稻谷80元的青苗费,补贴沿溪一带村民。到了2013年,这笔费用不再发放,官方给出的理由是:2012年的污染事件后,这家企业已停止生产。

“以前是汞污染,现在又是锰污染。”吴从玉无奈地摇摇头。

万山区环保局曾向《每日经济新闻》透露,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值汞含量1.5mg/kg作为对比值,下溪乡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78.5mg/kg,超标185.6倍。

吴从玉不知道,他们家稻田里的土壤何时才能变得安全。4、5年前,有贵阳的专家来他们这里取过污染的土壤样本去化验,但吴至今并未获知化验结果。

“中国汞都”的转型,在五年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2011年以来,万山启动了总面积30平方公里的“万山转型工业园区”,目前已入驻51家企业。2014年底,万山区政府将搬迁到铜仁市的谢桥新区,这里将成为铜仁市经济发展的“两翼”之一。

这两大转型之举,似乎没有给这些失去工作的矿工群体带来太多改变和欣喜。


本文原载于7月15日《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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