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中国的地球工程议程及全球政治

在当前的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下,新兴的地球工程治理框架若少了中国的积极参与恐会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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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用地球工程技术解决气候变化将会引发的国际争端,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恐惧?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凸显,中美两国大相径庭的处理方式是否会使地球工程的全球监管变得希望渺茫?在对中国国内政治因素进行缜密分析后发现,人们担心中国单方面采用地球工程技术而引发国际冲突的局面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可能性很小。

近期,围绕国际谈判在推动国内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中外对话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突出了地方一级就国家气候政策展开国际交流的重要性。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的李硕认为,国际协议促进了中国减排工作的开展。然而,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谈判在控制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托马斯·霍尔却提出了质疑。相反,他认为,外部因素通过战略性地参与国内政策的制定能够很好地影响国内气候政策。霍尔还以习近平与奥巴马近期达成的以《蒙特利尔协议》为基础对氢氟碳化物进行管理的“阳光之乡”协议为例,说明国际谈判可以为中国国内的改革派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撼动其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平衡。霍尔认为,有效的国际干预不仅必须具有战略性,还需要参与国内的政策辩论。

我们新近发表在《太平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国内一些终将影响国际社会对太阳辐射管理(SRM )进行监管的政策因素以及跨国交流活动进行了考察。太阳辐射管理是指通过减少地球对太阳能的吸收来应对气候变化的人为干预地球环境的地球工程手段。虽然太阳辐射管理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目前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是通过在大气层上层释放硫酸盐粒子来反射太阳光的技术。从以往火山爆发的经验可知,平流层的硫酸盐浮尘能够降低地球温度。同时,研究还显示,太阳辐射管理可以抵消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温升效应,而其成本则比减排措施低很多。从经济角度而言,太阳辐射管理很有吸引力。但是,它在降低地球温度的同时会给大气的化学成分带来始料未及的影响,人们虽不完全了解其产生的环境后果,但是却明白它势必会给降雨、气候模式带来一些变化,并且还会进一步加剧海洋的酸化,给臭氧层造成潜在的危害。 因此,人们普遍将其看做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用的一种备选方案。尽管太阳辐射管理存在明显缺陷,可是,全球气候谈判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方面屡屡受挫。这就意味着,以某种形式对地球环境进行干预似乎逐渐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五次评估报告》(2014)将首次对地球工程的科学性进行审议就是人们对这一学科兴趣渐浓的佐证。

任何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国家都可能率先使用太阳辐射管理手段,但是,这样做会给全球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太阳辐射管理的全球监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包括近期中外对话曾采访过的克莱夫·汉密尔顿在内的一些学者担心,中国有可能会单方采取太阳辐射管理手段。然而,好在国际社会有可能会战略性地参与早期太阳辐射管理。2011年9月,非政府太阳能辐射管理倡议组织(SRMGI)的国际科研人员小组与中方科研人员及政府官员展开了高层会谈。这些会谈不仅提高了太阳辐射管理在中国的知名度,而且与中国科学基金机构对这一学科不断浓厚的兴趣不谋而合。

这样一来,中国首次就太阳辐射管理展开的严肃讨论是在一个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的。在这一背景下,太阳辐射管理监管被构陷为西方发达国家试图以环保为幌子限制中国发展的手段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国际社会以科研为切入点进行早期参与也使得各国更有可能在太阳辐射管理的成本收益方面达成共识。而概念认知上的共识则有可能确保各国在国家利益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因而是减少未来冲突发生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与发达国家目前就地球工程展开的公众讨论中,共识大于分歧。中国媒体对于地球工程的报道主要是将《卫报》或《经济学人》等杂志上刊登的文章翻译过来。而对这些看似古怪的计划,发达国家的媒体则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从怀疑转为对各种技术的优劣进行更加严肃的探讨。中国媒体进行此类报道时多以国外的新闻资料为主,很少挖掘本国在太阳辐射管理研究实施领域有可能发挥的作用。尽管如此,国内围绕地球工程的讨论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自己人的声音。丁一汇、方精云等学者型官员都曾就地球工程公开发表意见。他们很有可能会在中国政策制定方面发挥重要影响。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丁一汇曾表示,只有环境出现突然、不可逆转的变化时才能使用地球工程技术。然而,2009年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战略研究重大项目负责人、2010年受联合国委托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PCC独立调查小组成员方精云则认为,应“尽快”着手对地球工程技术的可行性和影响展开研究。

中国媒体展开的公开讨论,以及中国专家提出的广泛观点都说明政府在地球工程问题上还没有表明任何立场。2010年围绕国际社会达成部分终止协议所展开的讨论中,中国并未充分发挥作用也印证了这一推断。因为存在这一真空局面,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国学界很有可能会对政策的出台发挥真正的影响。

虽然地球工程并不缺少中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在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实际研究和应用领域却很难见到中国的身影。尽管中国擅长人工干预天气,并且愿意功利地根据人类的需要改造自然界,但却并未立刻展开太阳辐射管理的研究。要说原因,那就是,中国目前还刚刚起步,只是跟在德、英等国的身后在政策层面参与地球工程问题的研究。过去两年,地球工程已经成为政府地球学科科研基金优先资助的研究课题。但是,实际申请资助的科研人员数量及国家对此类项目的投入目前还不得而知。方精云呼吁加强地球工程研究或许更多地是要确保中国能够跟上国际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真得想要在不久的将来使用太阳辐射管理技术。

在中国推进太阳辐射管理研究及可能的实施方案的过程中,中国及全球就地球工程展开的讨论所达成的共识更有可能会使中国采用一种能够不断完善国际准则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假定合作才是必由之路。国际气候政策问题本就棘手,再加上中美双方交流过程中可能普遍存在摩擦,因此,如果中国不能全面参与这一过程的话,新构建的地球工程全球监管框架就有可能会偏离轨道。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地球工程领域的谈判很容易就会遭到诟病,不论其在太阳辐射管理研究和实施问题上的态度是松是紧,都会背负上西方社会实施“生态帝国主义”的罪名。中国希望在77国集团中扮演领导角色。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在地球工程问题上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太阳辐射管理的实施前景或许可以让中国摆脱桎梏,可以借此安慰那些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不必担心环境灾害,继续坚守自己的底线。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咬紧其所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松口。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政治体系存在的一些重要区别使外界观察人士很难理解中国的气候政治。但是,如果想要构建太阳辐射管理合作监管框架的话,国际社会战略性地参与中国国内的地球工程讨论就至关重要。任何想要使太阳辐射管理技术合法化的尝试或许都不会让地球工程反对派感到开心。可是,如果中国对于这项技术的风险与机遇的认知与国际社会日益达成的共识取得一致的话,那么,这项技术的最终实施至少可以在一个多边合作的背景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