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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邻避运动”渐起

居民们为保护自身社区安全而发起的公共抗议已成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冲突。他们的斗争能够进一步推动政府的公开透明程度吗?崔筝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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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意指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的干扰。崔筝指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邻避运动正成为一个潜在的冲突源。

2011年上半年,林勇和妻子魏华(二人均为化名)在北京西二旗“领秀新硅谷”小区买下了一套三居室。11月30日,交房的日子即将到来,但他们俩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西二旗地处北京北五环外,但由于靠近上地等科技企业聚集地,这里逐渐形成了一片新兴住宅区。其中领秀新硅谷小区的二手楼房价已达2.6万元/平方米。

11月初,在中国北京海淀区政府办公室〔2011〕43号文件中,一个名为“西二旗餐厨垃圾相对集中资源化处理站”的项目,被写进了《绿色海淀2011行动计划》。建成后,餐厨垃圾日处理量将达200吨。

一周内,“西二旗要建垃圾场”的消息在领秀硅谷、新硅谷等周边小区业主论坛中热议,并通过邻里口耳传播。

11月9日晚,约200多居民聚集在西二旗大街边。几个居民散发着“拒绝肺癌!拒绝死亡!”的传单,一叠请愿签名表人手相传,很快填满。约20时许,居民纷纷走上马路,七八个穿着校服的小学生拉起“坚持反对在西二旗地区兴建垃圾处理场”的横幅,站在第一排,和大人们一起喊:“拒绝垃圾!还我绿色!”这种被居民戏称为“散步”的抗议方式,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警方最终将人群劝散。

西二旗垃圾站困境

餐厨垃圾,特指餐饮业、宾馆及企事业单位食堂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以及废弃的剩饭菜及食物残渣。

在北京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任连海的研究中,一家中型宾馆一天的餐厨垃圾约400公斤,其中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和餐桌上吃剩的废弃食品各占50%。北京每天约产生1300吨餐厨垃圾。

从数字上来看,北京正规垃圾处理场的处理能力远远不足。西二旗垃圾站的运营方——北京嘉博文公司副总经理于家伊表示,目前,大量餐厨垃圾得不到处理,流入不明渠道。许多中小型餐馆的后厨泔水流向非法养猪场,制造了泔水猪、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

于家伊称,他们的项目建好后,未来的餐厨垃圾通过处理,将制作成腐植酸,作为化肥伴侣,能改善长期使用化肥的土壤。整个生产流程在封闭厂区内。“运来的餐厨垃圾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就会被处理……不会排放有害气体。”

在嘉博文公司的规划图中,厂区将建成半地下式,上有绿植覆盖,看上去颇为隐蔽,与林勇买房时开发商所承诺的 “绿地公园”相比,表象上差别倒不是很大。

然而,11月13日,在名为“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如何实现公众参与”的研讨会上,在现场居民的一再追问下,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员会固体废物管理处副处长卫潘明承认,餐厨垃圾在处理过程中,产生臭味是潜在的风险。

而让林勇等居民更为不满的,是“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获悉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场筹建的消息后,业主代表与该项目环境评价单位、建设单位沟通,得知此项目已经完成第一次公示,但周边居民无人知晓。

全球邻避运动

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的争议并非孤立。仅在中国北京市内,就曾发生过高安屯、六里屯、阿苏卫等地对筹建垃圾处理场的强烈抵制。

中国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近年来越来越多反对建垃圾场的行为,是“邻避(Nimby)运动”在中国的典型体现。

“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欧美国家。起因是,垃圾处理厂等市政工业设施在建设中,时常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的诉求通常是“别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其五个字母的英文简称NIMBY,逐渐用来定义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 ,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的抗拒心理,中文译为“邻避”或“邻避情结”。

在这个概念下,邻避设施主要指会产生负外部性效果、令人感到厌恶而不愿与其毗邻的设施,如垃圾场、核能站、化工厂,也包括主观上令人不快的精神病院、监狱、殡仪馆等设施。

“邻避运动”起源于欧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水平的不断提高。比如,前述在西二旗发生的居民对垃圾场项目毫不知情的情况,不会在欧美等国家发生。

“如果要建一个垃圾场,肯定会更大规模地告知居民,并通过听证会收集公众意见。”诸大建强调,“这个听证会肯定是谁想参加就参加,不会限于所谓的居民代表。”

在亚洲,邻避运动首先现身于日本。随后,中国台湾、香港等经济发达地区也迎来了这一浪潮。

台湾邻避运动已有30多年的历史,行动者最早以中小型工厂为抗议对象,后期汇入整个台湾转型的社会运动中。

台湾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丘昌泰表示,今天邻避运动在台湾已不多见,因为政府机关已经慢慢形成一套运作模式,民众也知道应该如何在游戏规则下表达自己的诉求。

《环境影响评估(评价)法》是台湾邻避运动得以部分解决的主要保证,其中包括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程序。厂商若不做相关公开,则属于违法,该项建设就不能进行。

此外,最终能补偿抗议民众的,是邻避设施建设方的“环保回馈”。丘昌泰称,建设方通常会将令人讨厌的邻避设施变得不讨厌,例如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此外,还有减免电费、减免土地相关税赋等措施。

中国式邻避运动凸显

组织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研讨会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陈立雯表示,西二旗案例反映了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缺失。

“西二旗居民不满的一大原因是对第一期环评不知情,有关部门的公示范围不够广。没有人会主动去他们的网站上看。”陈立雯表示。

在诸大建看来,中国大多数邻避设施在建设中,周边居民的权益通常没能被充分考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误区是,政府照顾大多数人利益,想当然地认为小部分群体应该牺牲和付出… 封闭决策、简单通告,当老百姓开始有意见时,又采取回避的办法,于是越闹越大。"

诸大建表示,要想真正减少邻避运动,需要在决策过程中实现公开透明,并有制度保障。但诸大建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对邻避运动的认识程度没有足够重视,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邻避运动在未来可能会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形式,而政府并不善于处理类似冲突。

如今,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邻避运动会慢慢凸显。诸大建表示,“市政设施要增多,地铁越建越多,垃圾处理场也会越来越多”。如果管理得当,可以在冲突发生之前预防矛盾。如果封闭式的决策和管理继续下去,潜在的冲突将会越来越多。 

崔筝,财新《新世纪》 记者
原文刊于2011年11月21日财新《新世纪》第45期

主页图片作者:搜狐焦点网网友莞城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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