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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在中国可行吗?

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因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迷人的自然风光而成为绝佳的旅游胜地。但冯永锋指出,旅游者的心态和习惯将危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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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乡箐花村玉狮场,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全村都是普米族。普米族只是民族定义学上的一个匆促称呼,其实当地人称他们为“西番人”。

玉狮场很为自己的传统文化骄傲,他们的生态保护与文化传统延续有着极大的关联性。村民非常清楚,修通了道路,森林可能会被砍光,纤弱的文化也可能被其他的文化所侵犯。多年以来,他们就固执地坚守着交通不畅式的“封闭”,内心里暗地希望一切影响都出现在社区强健之后。

社区强健很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政府一直未在扶贫或者项目上对玉狮场有过干预。从玉狮场走出去的优秀人物希望设计一些可持续的发展项目,但效力往往不济。目前最有希望的是农村信用社正在推广的“小额信贷”,但假如农民从信用社贷款2000元,能拿到手的只有1600元左右,因为利息先扣走了,余款以每月180元左右的要求在12个月底分月还清。农民们认为这样的贷款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创业扶助作用。

有人认为,除了农业生产替代,改种“经济效益更高”药材之外,金融部门必须出现制度创新,信任农民,发展还款时间达五年以上的小额贷款,让每家每户至少养得起20只羊――按此计算,如果有40万元的脱贫项目经费,这个村庄很可能在五年内出现经济学上所常常说的“内生能力”。否则,其最好的出路似乎就是生态旅游。

村里至今没有“旅游可能性强”的城市居民所习惯于使用的整洁的厕所、方便的洗浴条件和便捷的上网通道。一些旅游专家来考察之后,首先判定玉狮场的生态与文化都极有魅力,但同时认为,玉狮场如果希望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强健社区,必须尽快进行村庄改良。而村庄改良的前提,是村庄的相对富裕让村民有余力关注村里的公益事业,尤其是村庄内部环境的改善和家庭生活习惯的调整,以迎合旅游者的苛刻要求。

旅游是一种“高科技”。一只土鸡不需要进行更多的精细加工,只需要在“农家乐”式的锅灶里按照最“本地”的方式炖出来,端到游客的嘴前,其价值就会迅速提升。同样,原本在当地经济部门眼中视为累赘的天然山水,由于有了生态旅游者的介入,一下子变得价值无穷。

在云南的许多地方,要想既保住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又能够得到发展,似乎都只能走生态旅游之路。但就像前面说的,村庄本身的接待条件如果不进行改善,那么会让许多“伪生态旅游者”望而却步。现在的城市年轻人,对农村抱有某种程度的畏惧感,原因主要都在这里。从表面上看,肮脏、混乱、蚊虫多、厕所不方便以及“支付标准”模糊,可能是一些原本很适合的富有特色的村庄无法吸引更多游客的原因。

昆明郊区有一家全云南最早获得有机农业证书的农场,几年来一直亏损,因为消费者不愿意耗时将它与其他热衷于化工农业、转基因农业的农场进行区分。同样,游客也很少对旅游区的品质进行区分,他们更看重的是风景的瞬间剧烈度以及“通达率”,旅游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猎奇的过程,不是一个改良自身生命品质的过程。

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喜欢观察自然,尤其不习惯于自己付费去观察自然。一些被迫观察自然的人是因为科研上的不得以,他们观察的过程需要国家科研经费的明朗支持,一旦经费停止,愿意坚持下去的人就非常少。源于天然的、自愿的观察自然,通过精细地品读自然而获得愉悦的过程很难被中国人所享受。中国人擅长的是将眼前的一切“风景化”和“山水画化”:比起蹲在地上一整天看一窝蚂蚁的社区生活,我们更愿意袖着双手站在一幅文人画前欣赏它们的意境;比起到森林里欣赏红豆杉的生活环境和鲜活体态之美,我们更愿意朝拜用红豆杉“尸体”雕出来的观音像;比起带领子女到天然石洞去共同体验自然界的美好,我们更愿意驱使子女到课堂去“学习知识”,而把成人的责任置身局外。

游客的“责任推卸”让中国的生态旅游发展异常缓慢,面对一个不愿意过多地进入自然界内部的族群,像玉狮场这样的地方就显得与无法适应游客的基本要求而被旅游发展者荒废。真正能够欣赏玉狮场之美的人,在中国只是极少数,于是有人就寄希望于“外国高端游客”,然而,这也是一种奢望,这个世界,能够克制的人越来越少,而放纵欲望的人越来越多;责怪自己的“消费者”、内省的人越来越少,把责任和过错全推到“商家”身上的人越来越多;通过自己的观察和钻研获得知识的人越来越少,希望知识和快乐付点费就能“召之即来”的人越来越多;见识庞杂丰富的人越来越少,分工精细、心灵偏狭乏味的人越来越多。

因此,旅游者的自律能力低,可能才是中国的生态旅游无法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四川平武县的王朗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教授、大熊猫研究专家吕植就在这里力推“生态旅游”,然而,由于这个保护区内缺乏游客们最渴望快速见到的“剧烈风景”,而想看到大熊猫除非你有极强硬的特权,否则就必须付出足够的时间,学习大量的动植物知识,储备相对从容的户外经验,让心灵对自然充满敬畏。然而这在中国是不太可能的,这可能是这家中国最有名的生态旅游区至今发展得名不符实的核心原因。这个例子足以映照云南的生态旅游前途。

因此,当我们责备“生态旅游提供者”未尽责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考虑游客的责任――因为如果游客不愿意成为一个生态旅游者,那么任何精心的设计和善良的愿望都是白搭。

作者简介: 冯永锋,《光明日报》科技部记者。获2005年“可持续能源记者之星”,出版著作《拯救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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