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胸怀拥抱城市进化

艾德里安•霍斯比认为,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城市面临着僵化的风险,并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然而今年夏天,荷兰在上海世博展示的曹妃甸进化城项目,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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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设计游走于演进与创造之间,是城市规划师人为设计的产物。同时,受制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塑造和改造它们的各种力量。人类设计师和工程师喜欢将系统简化到极致,找到最简单的反馈,然后再本着成本和用料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建设。然而,城市发展的时间越长,其所显露的人工雕琢的痕迹就越不明显,同时也就愈加能够与自然体系所特有的复杂性及其出人意料的模式和用法融为一体。随着城市年龄的增长,发展进化的程度越高,城市也趋于变得适应性更强。讽刺的是,那些新兴的城市往往是那些处理不好现代化问题的城市。 

对城市的思考本身也在经历着某种演变。1930年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勒·柯布西耶的理论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城市是一部“供人们居住的机器”。而到了1970年代,人们则更愿意将城市比作是一个有机体,认为其更接近于细胞结构,如一片叶子,甚或如人的躯体。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世博会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将城市看作是有生命的,与其说是有机结构,不如说是一个有机实体,一个具有生命力量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演化的实体。根据这一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可以设计和改造城市,但城市有可能会抵抗,并朝着与规划者相左的方向发展。

这一理念与中国直接相关。新城市建设正以空前的规模在全国各地展开。然而,这一过程中,却过多地采用了人为设计的方式,对城市演化的考虑则少之又少。这种方式的危险很明显,即新建城市很快就会老化,然后就是废弃。很多时候,人们把新的城市想象为静止不动、一步到位的产物:就像牙刷一样,用过即抛。

这么做会引起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城市建设就意味着锁定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投资。一旦建成,在投资收益(如基础设施的收益)的驱动下,就必须按照其建设规划来使用,至少在收回投资之前必须如此。以一步到位的理念建设的城市很难发生变化。其次,从可持续的角度而言,城市建成后弃之不用显然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作为荷兰对上海世博会的贡献的一部分,曹妃甸进化城项目直接将城市演化的理念用于解决这座全新的中国生态城市所面临的矛盾。曹妃甸本身即是中国最具抱负的发展项目之一,包括造价达500亿美元(3340亿元)的联合深水港及工业园区(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及石油冶炼基地),以及周边即将拔地而起、能够容纳百万人口的生态城。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地方都成为了构建曹妃甸生态城“进化整体规划”的出发点。

“进化城”的概念是受人类基因组结构的启发。根据“经典基因理论”,基因实际上是一系列构建蛋白质的蓝图,是细胞及人类最基本的构成。然而十年前,第一个人类基因图谱却显示,仅有不到3%的基因与蛋白质合成有关。至于余下97%的作用,目前还不得而知。重要的是,一个基因一种蛋白的理论是对大自然运行方式的一种极深的误解。而得到的教训就是:这种人类基因组的进化并不以“设计好的”方案为转移。

曹妃甸进化城总体规划的发展始于今年一月到七月间。十家建筑事务所(五家来自荷兰,五家来自中国)受邀以接力的方式参与生态城的设计。第一个团队制订了2010年至2013年的总体规划;第二个团队在此基础上制订了2013年至2016年的发展规划;第三个团队则负责2016年至2019年的规划;以此类推,直至2040年的最终(第十个阶段的)整体规划。这种进化式的规划模式确保了城市以一种有机渐进的方式,而非直接设计的方式发展,从而允许城市依照自己内在的逻辑向复杂化发展。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模式迫使规划不得不面对当代中国规划领域最为欠缺的两个问题:长期的远景规划及多变的未来。

八月份在上海举办的一场展会和为期一天的论坛上展示了这一流程的结果。论坛召集了参与设计的各个团队,同时还邀请了大量的知名设计师和理论工作者对这一过程、调查结果、以及中国可持续性城市所面临的更大的挑战进行了探讨。

论坛嘉宾的普遍看法是,该项目的理论起点很高,基本上是从理想出发。这十个阶段中,没有一个阶段进行过成本估算,也没有根据一套特定的可持续发展措施(如嵌入式碳成本、CO2排放及抵消)进行探讨。也许更为突出的是,这些提案中没有一个在代表着市场的各主要开发商中就是否符合他们的兴趣进行过考察。而且这些提案还是在没有考虑中国目前的规划管理条例的情况下单方面制订的。这些都是就该项目有意识地做出的选择。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采取一种更为抽象的方法。那么,问题是,怎样使其具有相关性?尤其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可以使该项目中所探讨的理念与中国目前的现状相契合?

正如很快就有人指出的那样,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下,进化城的议案中即便不是全部也有相当部分无法开展建设,或者是与某些法规存在相抵触的地方,例如每户规定的停车条款、退界要求、道路通车容量、及硬性的分区规定等。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些规定通常也反映了开发方的意愿,因为这符合政府官员、土地开发、以及商业利益三位一体的中国特有的国情。然而,如果将这种监管现状看做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是认为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开发商所建造的恰恰是人们实际上想购买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建筑与城市的范畴中供给方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中国,就新建需求而言,城市建筑的“消费者”很少有机会去“货比三家”。在城市化大潮的有力推动下,有效地保护了(至少是低端市场的)各项发展免受失败的打击。而反过来,这也加速了低质城市的滋生。

论坛嘉宾们还发现,中国目前正在新建的城市与一个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之间存在着“理想差距”。人们意识到,数百万新的城市人口目前或许会对一间带有卧室的公寓以及一条铺好的道路感到满意。然而十年之后,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新的开发项目却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无法满足城市需要,无法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现代化城市生活的风险。

而在这一领域,由于进化城市对其使用者的梦想和需求投以更多的关注,因此大获成功。尽管、或许正是因为基因城市对目前的监管环境以及开发者的兴趣采取的抵制态度,在这种城市里生活显然是一件令人心动和向往的事情。在中国的新兴城市中,这种规划层层叠加的方式所创造的复杂性和变化性是无与伦比的。此外,设计师们的绿色目标会从绿色这个词的各个角度出发来塑造一个城市,塑造出一个自发鼓励其使用者参与并享受绿色的城市——郁郁葱葱的公园、绿色公交、远程办公、绿色食品、无污染垃圾、绿色梦想……

与其说城市是一个经过精心架构的空间,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建构,是由人类建造的,以人类为居住主体,并且使居住主体相互间进行互动的产物。因此,构建一个可持续城市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具体技术或环境工程,不如说是来自于社会工程。绿色城市的硬件条件迟早是会具备的,然而,必须加以应对的是人们目前、以及将来想要如何使用城市的理念。而这正是城市规划的关键所在,即正视并允许城市的演变——允许其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步变得复杂。一个经过进化的城市要比一个静止不动的城市更加有趣、更加引人入胜,因此也会更加成功。

国际新兴城镇研究所的米歇尔·普罗沃斯特表示,据她研究,新兴城市最好是经历一段失败期。这使得新兴城市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发展原则,从而向更加具有适应性的方向发展。这个从失败中汲取成功经验的方式或许正是中国的新兴城市获得长期成功的希望所在。只是这看起来确实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让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城市踏上歧途,直到它们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艾德里安·霍斯比是一位作家,涉猎包括建筑及城市化在内的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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