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

走向透明经济时代

约翰•艾尔金顿指出,可持续发展在企业的议事日程上已经占据了空前的地位,但要实现真正的改变,必须有更深刻的问责形式,而真实的报告正是最好的入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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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五月份我们的“飞鱼星”组织正在全力以赴地完成一份新报告的时候,《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透明时代的领导权》的封面故事,但它的说明文案让许多大企业的董事和高管们忧心不已:“消费者们知道你公司的一切,不仅仅是碳排放,还有无数其它对地球‘看不见’的影响。这彻底改变了产业的规则。”

我们报告的题目就是《透明经济》,并于五月底在阿姆斯特丹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高峰会议上发表。这份报告旨在给予商界领袖们一个概念,即未来十年里透明、问责和可持续发展日程将把我们引向何处。

第一点要说的就是可持续发展在商业日程上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麦肯锡公司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有50%的高管认为可持续发展(即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处理)在一系列广泛的领域中都“非常”或者“极端”重要,这些领域包括新产品的开发、信誉的树立和整体商业战略。
 
然而,有一个令人如坐针毡的事实情况就是,大多数企业并未采取积极行动对待可持续发展。根据麦肯锡的报告,只有约30%的高管回答说他们的企业正在积极寻找机会在可持续发展上进行投资,或者将其贯彻在商业实践中。
 
如果理解正确,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并不是一回事,也不能降低到实现一个所谓可以接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底线平衡的程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基础性的代际任务,即逐渐消除19和20世纪不正常的经济和产业模式,并演化出新的模式,适用于这个迈向 90亿的人口挤在一个业已“生态超速”的小星球上的现实。

这就是我们GRI报告的背景,我们的报告得到了陶氏化学公司诺和诺德公司SAP等企业的赞助。但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问:如果可持续发展报告就是答案的话,那问题是什么?

这份报告的初衷并不是给各企业撰写报告的咨询师或者设计师找事干,也不是为了增加各可持续性报道奖项的 参赛作品数量,更不是为CSR和可持续性部门提供一个借口,而是为了给更广泛的社会议程开辟商业思路,为了鼓励必不可少的管理机制的引进,为了在全球供应链中创建一个信息爆炸式的联系,为了进行文化和范式的转变,最终更好地传达迈向更可持续的发展形式的全球行动。

这一点为何重要?从大的方面来说,没有更广泛更深刻形式的问责(贯穿各企业、各产业部门、各经济体和各个世代)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而没有新形式的透明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这些新形式的问责也无法实现。
 
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转换性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可能显得有些奇怪,因为很多赶场参加所谓“可持续性旅行”的商界领袖总是把这一进程的主要目标看作保护或者保存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生态系统、能源、水或渔业之类的自然体系到土著文化等等。但令人不安的事实却是:目前的经济秩序不仅存在社会性的不公,还存在环境上的不可持续。无论商界领袖对所签署的内容如何理解,可持续性成为一个形变性(而且常常是争议性)变化议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那就看看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的《Vision 2050》报告吧。许多顶尖大企业的老总都在上面签了字,该报告罗列了各项“必须”,即为了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社会,在未来十年必须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从碳、生态系统功能和水入手,把外部成本融入市场架构;在土地和用水量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农业产量翻番;停止森林破坏,提高人工造林的出产;通过向低碳能源体系的转变和需求方能源效率的提高到2050年实现全世界(在2005年的基础上)碳排放减半;以及提供通向低碳流动性的普适性途径。”

今年是中国的“虎年”,就在这一年里,似乎来自这个古老“中央之国”的每一条新闻都透露出一丝透明的色彩。那么中国是否会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提高透明度呢?我的感觉是这样的。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日益扩大,随着其对非洲矿产不断扩大的需求以及对沃尔沃等标志性全球品牌的收购,促使中国产业界提高透明度水平的机遇已经摆在眼前。

我们在报告中列出了六项挑战,如果我们能推动它们得到解决,那么得到期望结果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将这六项挑战及其解决途径按英文首字母简称为“TIGERS议程”,即:可追溯性(Traceability)——通过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综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纵贯三重底线(经济、社会和环境);政府领导(Government Leadership)——从报告的规则和激励上来说;环境界限(Environmental Boundaries)——与气候、生物多样性或营养循环相关的全球限度的联系;等级与排名(Rating and Ranking)——有助于激起企业和国家间的竞争;非法经济(Shadow Economies)——我们经济中的阴暗面,包括腐败和毒品、有毒废物、武器和人口的走私等。

根据我们的调查,GRI的成员对三大领域披露关心的程度从强到弱排列为环境、社会和经济。最有趣的是,我们调查对象非常关心一个进行报告的公司对需要在哪里进行合作的看法。在这个方面,环境问题(68%)仍然稍稍超过社会问题(65%)名列第一,经济问题(51%)则明显落在后面。令人高兴的是,在最后关于问卷设置的建议栏中,只有3%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把金融方面包括进来。

在二十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之后,各基金会已经在推动以GRI为基础的报告机制的继续扩展。如果现有实践中的最佳因素能够得到推广的话,比如丹麦的“报告与解释”原则,要求大企业在年报中披露其企业社会责任,或者解释为什么没有实施,形势的发展就会更快速更深入。推动世界走向真正的透明经济,目下正当时。

 

约翰·艾尔金顿,飞鱼星组织执行主席兼SustainAbility公司非执行董事。
 
首页图片由 ugotso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