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Articles

从逆境中汲取力量

麦克尔·戴维逊认为,中美两国共同努力解决气候变化安全问题可以有助于加深两国间的信任和理解。

Article image

上个月,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为了推广美国清洁能源技术曾到访中国。而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及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紧随其后,与中国展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二轮的会谈。在这些会晤中,双方均探讨了如何通过对抗环境恶化加强中美两国的关系。

气候变化在安全方面所具有的影响使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两国就气候变化的潜在负面影响以及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国际共同合作加以应对达成了共识。然而,美国国防计划的决策者们却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与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合作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鉴于该问题的规模,中美两国气候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影响可以远远超过现有的军事合作关系。不仅如此,这一关系还有助于稳定两国的双边关系。

全球气候变化使我们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严重程度不断升级的威胁。缓解并应对这些影响对于安全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这点,国防部门才刚刚开始有所意识。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中说道:“气候变化本身并不会引起冲突,但是它却有可能成为动荡或冲突的催化剂,并让全世界的民间组织和军队肩负起应对的重担。”

这一年的QDR中首次谈到了气候变化,并重点提到气候和能源安全的两个重要影响:它使美国部队的“作战环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肩负的使命”发生了变化;并对军事设施和军事能力造成了影响。

角色和使命的变化是指在提供灾难救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时面临着无法预知的新的要求。而据QDR大量援引的美国海军分析研究中心 2007年所作的报告称,气候压力可以使公共卫生设施受损,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并导致恐怖主义抬头。

后一种影响是指,比如说,将油运到前线的高昂费用,以及所肩负降低气候变化影响的责任。美国国防部已经选出一些军事设施作为可再生能源和高能效技术的实验场所。此外,作为奥巴马总统关于联邦政府可持续性行政命令的一部分,各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将使温室气体排放到2020年降低34%

中国在其2008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强调了节约能源和生态项目,但却未能列出它们在安全方面所具有意义。然而在其它一些场合,如2009年在泰国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第16次会谈中,中国却指出,我们需要将眼光放长远,而不要局限于传统的安全威胁。

人民解放军(PLA)少将罗援在其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时期的新使命”。然而,在人员培训、后勤保障等关键因素的理解方面,中国还无法赶上美、日等其它强国的步伐。这对人民解放军未来执行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构成了极大的制约。他还进一步强调,此类行动应以合作和对话为基础。

这些报告说明,两国都不再只着眼于解决双方当前获取自然资源而存在的潜在争端的能力以及环境恶化的影响等问题。这些文章的作者建议,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就应该有合作。因为,由此带来的诸如建立信任、共享最佳实践、及发展响应能力等积极影响都不容小窥。

鉴于许多国防部官员对于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中美两国在气候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将不仅能够利用它的信心建立因素。同时,还为在其它军方把持的传统领域展开合作铺平了道路。

然而,除了利用现有的框架之外,人们对于如何进行联合演习及开展研究项目等必要的军事交流却毫无头绪。QDR也仅仅是呼吁建立“多方位的” 中美关系,在巩固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的同时,控制冲突发生的风险。

而导致这一疏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少环境安全合作方面的先例可供中国加以借鉴。美国国防部唯一的一个大规模环保领域合作项目在波罗的海地区(BALTDEC,即人们熟知的“里加计划”)。该项目成立于2003年,重点着重于水资源的共享。然而,由于该项目基于NATO的框架,并且仅关注水资源的管理问题,因此,对于东亚地区气候变化合作而言,无法更好地起到借鉴作用。尽管1996年成立的北极理事会也已对全球气候变暖对北极圈影响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然而该组织却无力回避主权和海上航线等核心问题。在近期召开的G8北极各国外长会议上,由于在讨论气候变化对该地区的影响时,一些成员国未能收到与会邀请,使理事会的地位进一步受到压制

就不作为所产生的极端后果而言,欧洲、中东、及北非共同建立的《沙漠产业行动计划》不仅具有足够的规模,还有足够的信心。该项由罗马俱乐部跨地中海可再生能源公司合作进行的项目始于2009年,其资金高达$5500亿(¥38000亿),总部设在德国。该项目将利用欧洲和美国的技术架构一个洲际间可再生供电网络。它将公认的地区优势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从而为截然不同的地区之间建立未来合作关系打开了一扇大门。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国家间威胁,QDR呼吁,“不论是传统联盟还是新的伙伴都”联合起来。中美两国自然是新的伙伴关系。两者都无法独自面对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人民流离失所及资源竞争等问题。此外,在所有调查气候变化的政府机构中,只有军队拥有所需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能够做出协调迅速的反应。

新的中美安全伙伴关系将弥补2009年签订的政府间《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不足,就这些问题展开常规政策对话。此外,该伙伴关系还可以以战略经济对话为基础。战略经济对话的目的正是解决大量包括地区安全,及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在内的共同关心的问题。

合作已经开始。比如,去年五月,中美两国曾参与了东盟地区论坛首次自愿救灾应对演习(ARF/VDR)。美国和中国下一步应具体就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进行联合演习。

此外,气候安全不仅限于传统的灾难准备工作,它还包括减缓气候变化及开展科学研究等工作。美国海军研究总署希望通过提出在香港共同设立办公室,就可替代能源以及其它基础科学问题与中方建立学术交流。海军研究总署,空军科学研究局,以及美国军事研究、发展、及工程指挥部等已经对其它亚洲国家的超导体和生物燃料等基础科研项目给予了支持。

通过关注科研及灾难准备工作,美中两国可以重塑现有的军事交流架构,从而着重于关键领域的合作:如廉价能源、粮食短缺、以及难民救济等能源安全方面的担忧和人类安全的需要。与其在边境和领空等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先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建立起日常工作关系。中美气候安全伙伴关系可以最好地调动两国的本能和科学力量。而这两点正是信任和理解建立的坚实基础。


麦克尔·戴维逊:华盛顿
亚洲政策局客座学者。此前,他曾是北京清华大学BP清洁能源研究和教育中心富布莱特学者。你可以在East Winds网浏览他的文章。

本文原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 亚太环通通讯。经授权在此发表。

首页图片为温家宝总理在北京接待盖特纳和希拉里克林顿。

发表评论 Post a comment

评论通过管理员审核后翻译成中文或英文。 最大字符 1200。

Comments are translated into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after being moderated. Maximum characters 1200.

评论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