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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营银发英雄斯特恩

作为英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的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所采取的路线介乎乐观主义和善恶大决战之间。德卡•艾肯黑德采访了这位超级生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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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为一部关于英国政府政策研究者的电影挑选角色,而且让尼古拉斯·斯特恩来试镜,你会把他给淘汰掉,因为他看起来太老套了,简直就是一漫画形象。此外,如果你在为现代气候变化运动的摇滚巨星选角,他也会是第一个出局的人。中年、白发、衣着严谨而且体型矮小,说起话来语气温和,满嘴严格的学术语言,几乎全是“政策框架”、“成本与效益”、“管理透明度”等诸如此类的词句。然而,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聆听。

自2006年《斯特恩报告》问世以来,这位教授就成了世界级的气候变化权威。受命于当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如今是首相的戈登·布朗,斯特恩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脱离了有关北极熊和夏季反常的讨论,转而使用冷硬的资产负债表语言。该报告警告称,除非我们每年将全球GDP的1%投入到阻止气候变化的措施中去,否则全球GDP将损失20%。

这立刻引起了英国工业联合会(CBI)和英国董事协会(IoD)的注意。对于气候变化运动的可信度而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它曾一度因为过于反主流文化而遭到蔑视。斯特恩成了白发环保英雄——准确地说很有威力,仿佛是一位超级生态战士。

此后,斯特恩从财政部回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并被授予终身贵族的头衔,而且现在即将出版一本新书——《地球安全蓝图》。该书以效果、效率和公平三个原则为指导,呼吁投入接近GDP 2%的资金,富国带头减排。该书建议绿色技术、国际排放贸易以及为停止砍伐森林提供资金,列出了他认为我们能够避免灾难的条件——而且照此才有根本的希望。

但是,斯特恩所采取的路线介乎乐观主义和善恶大决战之间,而且在最近的一次气候变化会议上,他仍然劝告全球领导人了解危机的严重程度。他呼吁道:“政治家们了解这是多么难以解决吗?4、5、6摄氏度的温升破坏性会有多大?我认为他们还不了解。”他后来表示,恐怕他本人也低估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

“在报告发表出来的时候,人们认为我把问题夸大了。但是,人们看到的所有事情,结果都比预想还要糟糕。与几年前相比,任其不管显得愈发不计后果。”他顿了一下,似乎对这样一个放纵的世界感到不安,但是接着说:“不计后果,我只能这样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危险的严重程度。如果我们照此以往,到本世纪末所达到的温室气体浓度,将使气温比19世纪高5摄氏度的几率达到约50%。我们人类的存在只有10万年,在3千万到5千万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在3千万年的时间里,气温上升不足3摄氏度。人类可以轻松适应像这样的环境的想法……”他没有把话说完,认为这太愚蠢了,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搬家。人们会搬家,为什么?因为南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将成为沙漠。其他地方将被水淹没,另外一些地方将受到频繁暴风雨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几乎不适宜于人类居住。所以,数以亿计的人将搬家——你已看到达尔富尔的人们在迁徙,那里的旱灾破坏了牧民的牧场,因而他们迁走——并与迁入地的居民发生冲突。我们看到温度只是上升了0.8度而已。我们是第一代有能力摧毁地球的人。你在改变地球的面貌,所以,忽视那样的危险,你只能说是不计后果。”

斯特恩的研究本质上乃是一个简单的估算。如果气候变化科学是对的,那么过渡到低碳经济的转变成本——无论是多么吓人——将只是通过避免灾难节省下来的成本的一小部分。如果科学是错误的,而且我们承担了那些不必要的成本,这些成本也“远非灾难性的”,而且我们依然会受益,“因为我们将拥有一个更节能的世界,拥有新的更清洁的技术,而且,作为保护森林的结果,将更具生物多样性”。这个论点的逻辑很有吸引力,但是,斯特恩有认为科学可能是错误的想法吗?

“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他一字一句地说。不到1%?他显得很意外。“噢,还要小很多很多。”因此,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还有人依然在怀疑它。例如,前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认为《斯特恩报告》具有“欺骗性”,并在去年出版了一本,对气候变化的整个科学前提予以驳斥。

带着极度的耐性,斯特恩回应道:“在读大学时,我学习数学和物理,那不足以使我成为一名科学家。因此,我努力去阅读、了解并且与科学家交谈。我被很多人吓了一跳,他们是律师、政治家……”包括前大臣们?他淡然表示认同:“例如,出租车司机、监狱犯人、理发师。他们都似乎知识渊博,对气候变化科学很内行。

“在公共政策中,我们必须对核物理、生物化学和遗传学有点儿了解。所以,如果你想了解遗传学,你怎么办?你和遗传学家交谈。你不会去找出租车司机或者政治家,这两者都是令人尊敬的职业,但是你不会去找他们了解气候变化科学,你得找科学家。然后你会听到什么?这基本上是简单的物理学。这似乎不是什么稀奇古怪或者神秘的东西,让人无法向你作出解释。也不是无法做实验的东西。温室效应是你可以通过实验观察的现象——而且大多数人自己已经注意到温室效应,在温室里,对吧?”

斯特恩是否对怀疑论者(即他所称为的非理性乐观主义者)感到愤怒?“噢,他们现在已不重要了,”他相当冷淡地说。当他在晚宴上和别人坐在一起时,他会费力去争辩吗?“我依然主张理性的争论和交流,这样做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在这个领域,人们可能蓄意破坏,”他轻蔑地说道,“有一种[挑衅的]论调:‘不要相信它,不要相信它,不要信它。’或者使用稍微更富色彩的语言……”

斯特恩怀疑,他们的反常最终是因为政治偏见。他对右翼人士没耐心,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只不过是特洛伊木马——左翼人士干预市场的借口。“这是帮助市场运转。这不是反市场,这是使市场运转良好。我的立场是支持市场和支持增长的——而不是反增长。实际上,忽视问题才会扼杀增长。高碳增长自毁长城,首先是因为非常高昂的碳氢化合物代价,但是其次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因为它会制造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

但是,对于那些认为气候变化是“精英玩具马”(即在发展中国家分散对贫困的注意力)的左翼人士,斯特恩的耐心更少。“除非我们成功地处理气候变化,否则无法克服世界贫困。我做了一辈子发展经济学家,而且很清楚,在赢得消除世界贫困和处理气候变化的战斗中,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如果我们在一个方面失败了,另一方面也会失败。”

当我们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那排满书籍的办公室会面的时候,斯特恩刚刚和他的老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吃完早饭回来,而且我对他有一种印象,任何头脑不如他的人与之相处,他都会感到很无奈。斯特恩在牛津和剑桥接受教育,现年62岁,曾先后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世界银行和英国财政部任职,但“我是一位公共政策分析员,那就是现在的我,”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他似乎在知性和气质上不适于政治斗争,使用我们其他人都能听懂的语言说话,有时候似乎是一个挑战——如果不是一件烦心事。

然而,有时候我怀疑他故意含糊其辞。授命斯特恩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是布朗——然而这位首相随后批准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修建三号跑道。当我问斯特恩是否支持那项决定时,他的回答有点儿晦涩:“我对作出决定的方式感到不安。”我本想他会对此感到愤怒。“噢,不。我对分析的框架感到担忧。”那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应该依据总体战略进行分析。”

当然,鉴于形势的紧急性和他说话的权威性,我逼问道,他有大胆地说出来的责任?“我不想在单个的项目和提议上不断表明立场,你必须在宏观上来把握,而且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特定的事情上上纲上线。” 不过,政治就是上纲上线,不是吗?“是的,但我不是一位不断发表评论的政治家,我是公共政策分析员。”

在其他的时候,我怀疑他是否了解,不那么理性或教育程度更低的人,头脑是如何工作的。他在政策分析上十分优秀——但在真实世界的政治中,他的宽宏大量似乎很幼稚。例如,他的书强调了停止砍伐森林的紧迫性,但对相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却相对少有提及。

显然,为了阻止森林砍伐,西方国家需要将一些财富拨付给他们。但是,纳税人抱怨非洲国家腐败,他们数十年的援助直接落入了官员们的口袋。如果无法阻止毁林,而是刺激腐败,他们凭什么要送出更多的钱——而当他们想度假时,有人告诉他们不能坐飞机?

“是的,但那是因为误解,”他说,看起来生气了,“过去二十年来,非洲的进步比先前的二十年大很多。如果你要那些人告诉你,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有多少个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在过去四十年里的增长率是多少,他们无法告诉你,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肯定他们不会知道——但那似乎离题了。

同样地,尽管他满怀希望地谈论世界环境组织,斯特恩对强制行动的强调却是意外的少。难道我们不需要某种相当于国际刑事法庭的机构来执行国际协议吗?“人们得扪心自问,如果自己作为一个国家违法了,对于自己和处理这个问题的联盟而言意味着什么?你必须想想你行为的后果。如果一个大国退出,他们不能简单地说:‘好,其他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他们必须问自己,会发生什么。这将是特定国家的政治,人们将要求他们的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最后,他指出,选择十分简单:无论行动会遇到多么困难的挑战,别无选择。“如果你说不干,那还能干什么?只能是去取来防晒霜和大帽子,说这太难了,我要走了,我们晒太阳去吧。你为什么想去那里?” 对斯特恩来说,人们会愚蠢到让灾难发生,似乎多少有点儿不可思议,而他所传达的最终信息是乐观看法。

“主意多多,技术进步速度非常快。这是人性非常值得乐观一面,当人类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时,他们具有相当的创造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还是个年轻的学科,我们真正了解它也只有两三年。当然,科学家们对此思考了很长的时间,但就政治和政策而言,还只是两三年的事儿。我认为,如果你在那种背景下看待它,就会认可政府所做的工作。在气候变化立法上,我们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我认为,气候变化法案基本上是正确的路线。如果你问自己‘我们走了多远?’,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必须走得更快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走了多远了。”

甚至连世界经济衰退都没有撼动他的乐观态度。“如果我们稀里糊涂,这场衰退就会被看作是妨碍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事件。如果我们思维清晰,这是一个带来相关投资的机会,因为目前资源更便宜了。我发现气候变化仍然还列在议程之上,绿色刺激计划已被视为是经济增长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我认为低碳技术将像铁路或IT( 信息技术)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

斯特恩将无法在其有生之年里看到世界是否采纳他的建议。但是,如果他必须现在去赌一把,并且在我们能否及时做好必须做的事情上押上1,000英镑的赌注,他会如何下注呢?他谨慎地说:“我敢打赌,我们会成功。但是在任何赌局上,都会有下错注的风险。”

来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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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图片由 Lizette Kab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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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妥协

相比尼古拉斯先生所知的、反映于在现实中的事态,他对于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影响的评价已经很温和了。原因在于他需要安抚他的资助者们,而后者认为说出事实太过刺耳。《斯特恩报告》(the Stern Review)出版至今已经超过两年,也引起了相关讨论。然而就影响方面来说,这次经济衰退对于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更大。

(由Renate翻译)

Compromise

Sir Nicholas' estimates of the pace and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were at the low end of what he knew reflected probable reality. The reason - to placate his sponsors, who felt that telling the truth would be unpalatable.

The Stern Review - already more than two years old - has generated discussion. However, the recession has had more impact o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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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让人类消失好了

让人类消失好了,也许会有比人更高等的动物主宰世界,就像恐龙消失之后,主宰地球的成了人类。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人祸”(人为灾难),让我不禁想到恐龙消失之前也一定在谈论“恐龙祸”吧。

其实,不管是好是坏,“人为”也是自然界活动的一部分。如此说来,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或理想)才是人类生存的最高智慧。

What's so wrong with extinction?

Why not just let the human race die out? Perhaps we'll end up being be replaced by a superior race of beings, just as we ourselves replaced the dinosaurs. The way we talk now about 'man made calamities' makes me wonder whether the dinosaurs weren't busy debating the reasons behind 'dinosaur-induced disasters' before they snuffed it. For better or worse, 'man made' still forms part of the workings of the natural world.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 of man and nature in one (tian ren he yi) is the quite possibly the most enlightened product of human wisdom to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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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我不想在单个的项目和提议上不断表明立场,你必须在宏观上来把握,而且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特定的事情上上纲上线。”——根据斯特恩的逻辑,“单个项目”与“宏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对于单个项目态度模糊,是否依然能从宏观上掌控全局呢?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project" and "overall perspective"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having to take a running position on each individual project and proposal. You have to keep it in that overall perspective and we shouldn't turn it into a symbolic argument over one particular thing." --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each individual project" and "overall perspective" acccording to Stern's logic? Can a vague attitude on individual projects generate efficient management on a holistic scale?

Translated by Re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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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我们需要行动

我们需要为能源安全和水资源安全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以后变成怎样,适应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很重要。
(translated by diaoshuhuan)

Action We need

We need action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Water security. Mitigation of Carbon Dioxide and other GHG is very important. Well, The Adaption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o matter how the future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