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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信任和机会

在气候危机中,中国可以被视为“作恶者”也可以被视为“受害者”。奥利维亚·比纳维利亚托·索罗梅纽-马奎斯摒弃指责,去探索一条具有建设性和可持续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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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指出,全球化正导致时空压缩。实际上,世界确实似乎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我们的眼前发生改变,中国作为主角重返政治经济舞台就是这种变化速度和程度的明显标志。就我们时代的大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而言,中国如今处在舞台的中心。随着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临近,中国因其对资源——特别是能源——的“贪婪”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而遭受越来越多的诟病。中国被看作是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可能已经超越美国而位居第一。中国还被看作是一个能效极低的国家,据说其能耗是自身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两倍(生态足迹相当于两个中国)。“中外对话”通过平衡来自东西方的事实和观点,对这些诸多趋势提供了证据和解释。出于同样的理念,本文对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有关谈判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可有必要为气候变化找到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那么说中国是一个决定性的参与者似乎是有道理的。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最终达成后京都协议,以避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预料的最糟糕局面。下面的思考乃基于这一假设。鉴于全球不平等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遍缺乏信任,指责中国似乎是不负责任之举。相反地,倒是因为中国恰恰不属于那些国家(大致相当于《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而且由于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也许能成为结束当前僵局的促进因素。

中国政府可随时提醒世界它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兼具作恶者和受害者、问题制造者和问题解决者的身份。经过30年年均9%的经济增长,中国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然而,其资源消费和污染程度正在超过那些最富裕的国家(尽管不是按人均计算)。国际能源机构称,世界对一次能源的需求在2005年至2030年期间预计将上升55%。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翻一番还多,用于运输的石油需求到2030年将差不多翻两番,2030年煤炭净进口(煤炭在中国当前能源构成中的比重将近70%)可能达到全球煤炭贸易的7%。在国际能源机构的参考估计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至2030年期间将跃升57%,其中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将占到三分之二。中国在2030年的人均排放量将只有美国的40%,大约是经合组织国家的三分之二。根据以上数据,中国显然是这一期间新增排放量的最大制造者。基本上,中国正致力于在地球上建立最大的碳经济。因而,中国被贴上了“作恶者”的标签,觉得中国应该承担责任并减少排放。

如果这些数字发人深省,那么中国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对环境的影响则更加发人深省。像许多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作为“受害者”,中国受到了一系列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旱灾增多以及降雨毫无规律。然而,用胡鞍钢的话说,鉴于人均资源有限以及快速增长造成的资源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可能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然而,中国又是如何同时成为问题制造者和问题解决者的呢?如果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不容忽视的威胁和必须克服的" 障碍

政府很清楚环境的脆弱性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减少贫困和繁荣经济来维持社会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胡锦涛主席将这种关系作为200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的中心内容。他表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和“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不容置疑。他接着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对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他同时也承认,有限的资源要求发展经济的指导原则必须 包括“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这些原则与获得高度评价并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增长是必要的,但必须是有效率的增长,并重视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

换言之,我们不应期望中国放弃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愿景,但是我们可以期望中国走上环境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很清楚,环境友好型增长的主要障碍是经济对煤炭的依赖及其有害的副产品:二氧化碳。此外,中国政府承认,这是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必须找到一个管理共同资源的解决方案,包括大气吸收排放的能力问题。 于庆泰大使承认,气候变化问题“攸关人类生存、全球经济发展和各国共同繁荣”。人口规模和影响作为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和中国的资源有限观存在着密切关系,国内资源和邻国资源都有限。

然而,共同资源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人口政策和中印等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可能也同样取决于全世界20%的最富裕人口(负有 63%的排放责任)的不可持续行为的改变。鉴于共同资源有限,除了中国没有任何其它国家考虑了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代价,但是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

此外,人口因素带来了威力强大的人均观点。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大约为每年5吨,印度只有2吨,欧洲多数国家为10-12吨,美国为20-25吨。美联社报道,于庆泰的发言明白无误地解释了他不能“接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能法定拥有你们四分之一的排放权利” ,但同时也承认,“要在人均排放量上和美国人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将是一场噩梦”。在斯特恩爵士的新著《气候变化全球性协议的关键因素》中,公平是三个核心原则之一(另外两个是效率和效果),该书建议将2050年世界人均年排放量的目标设定为2吨。
 

所有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中国同时成为气候变化的作恶者和受害者:既是系铃人,也是解铃人。就“解铃人”而言,似乎有必要承认中国人所认为的重要进步和良好愿望:让协调(“科学”)发展议程成为胡锦涛任期内的优先事项;将全球气候环境问题和国内环保政策联系起来;将提高能效作为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目标是到2010年能效提高20%);谋求将清洁技术引入主要的经济领域,从能源生产开始;以及继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实际上,已经有了进步。通过制定节能法规、改变能源补贴和激励机制,1990年代二氧化碳浓度减少了50%以上。就工业而言,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一些能源密集型行业已开始采用效率更高的技术(特别是钢铁厂)。政府还鼓励转向能源密集度更低的工业领域,并已开始监管建筑和运输行业的能耗标准。这很重要,因为在工业占GDP份额下降的情况下,建筑和运输行业对GDP的相对贡献预计会逐渐增加。

当然,有人往往会说,政策和行文中的良好意图通常会因为执行差和监管弱而大打折扣。然而,鉴于高收入国家在实现《京都议定书》所设定目标以及《21世纪议程》中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糟糕表现,中国人觉得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承认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也承认,温室气体排放责任不能单独依据国内生产水平而定。中国作为能源密集型商品生产者就应该为其排放负责吗(如同《京都议定书》机制所提出的那样)?抑或消费者应该承担责任?2005年,中国国内二氧化碳排放33%是因为生产出口商品。这些廉价的商品受到全球的欢迎,而且主要是富裕国家消费者的欢迎。如此看来,谁应“负责”?

强调国内排放水平可能不得要领。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用《京都议定书》的话来说,即非附件一七十七国集团+中国和五国集团)紧密联合,想得到在所有计算和指责背后的一个简单事实的承认,即我们都在追求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平等。再一次,中国政府的立场毫不含糊。2008年9月的《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中国立场文件》宣称,“气候变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解决。”

鉴于其排放规模,中国迄今在解决排放快速上升的进步可能会被批评为太小。但是很多人认为,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国家——其中很大比例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每日2美元或者更低的水平上——的角度来看,中国不负责任的行为和排放63%全球温室气体的20%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并无二致。一旦我们考虑到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其减排目标,而且未兑现《京都议定书》确定的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对中国的批评就会进一步减弱。当20%的富国付出少之又少,很难想像世界上80%的穷国该如何努力。对现行金融架构的不满,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GNP )0.7%的目标,是后京都谈判的主要障碍。于庆泰警告称,“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参与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是否在资金技术援助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以及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它多个发展中国家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并由于历史责任问题而进一步加深。富国(尤其是英国、美国和日本)在过去几十年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应该为他们欠下的“碳债”负责,并采取额外措施减少今后的排放。

因此,每当谈判从如何应对排放增加的问题转向“为何行动”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都会陷入僵局。几十年来,力量都集中在找到行动的科学基础。然而,正如谈判表明,是责任问题阻碍了进步。中国——还有印度和巴西——指出,他们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过,中国不会允许气候变化问题阻碍其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合理发展,因此不会加入附件一国家俱乐部,也不会现在就接受减排目标。然而,中国在后京都协议谈判桌上的立场和中国在应对碳经济给未来带来的威胁方面的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经济学家兼政府顾问胡鞍钢建议,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上采取大胆的措施:在应对挑战上采纳更广泛和更具建设性的想法。他建议重点建低碳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胡鞍钢指出,接受减排目标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这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和外交上的赢家。实际上,气候组织提出,中国是世界上低碳行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成全球低碳领导者具有“真正的可能性”。如果走上了这条道路,专家们提出,中国将克服依赖于煤炭(及由此带来的高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实现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减少来自气候的威胁,并获得外交上的承认。

最终,中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而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然而,必须鼓励中国加入建设性对话,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获得积极成果的可能性很高,而且将惠及国际社会关心的其他领域。中国正在展示走向低碳经济的进步(尽管存在种种限制),以及未来小康社会的愿景。形势的紧迫性要求认识到全球的不平等,并在言行上付诸努力,为共同的未来建立信任。唯有如此,中国才会承担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全球责任。


奥利维亚·比纳:里斯本大学哲学中心研究员,欧盟项目“中国可持续未来的政策工具:环境政策整合和环境战略评估”的首席科学家;维利亚托·索罗梅纽-马奎斯:里斯本大学哲学系正教授,欧盟委员会主席能源与气候变化顾问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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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半个乐天派

我想,在世界各国正相互踢责任这个皮球时,中国与美国都有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要达成理想的后京都议定书看来是不太可能了,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我们正在努力上道---希望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不要太迟。

本评论由Ming Li翻译

semi-optimist

I think China, as well as the US, has its own way of dealing with climate while the world is kicking the ball of responsibility. A perfect post-Kyoto treaty seems unlikely, and the best we can say is that we're on the way -- hope it won't be too late to reach the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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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环境恶化侵蚀人类尊严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首先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支持,没有良好环境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人们享有环境的权利也是一种自然(天赋)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同时又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权利。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国土面积居世界第四。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经济庞大而且增长速度最快,但是它的环境问题最为严重,而且可能进一步恶化。
长期以来,一些地区在追求经济超常规增长、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造成了资源、环境上的严重透支,自然资源超常规开采,污染物超常规排放。一些地区盲目上马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造成一方致富、八方遭殃,当代致富、后代遭殃等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有限的矿产资源过度开采,靠出售资源换取经济增长,这种资源掠夺式的增长,正在成为摧毁人们生存和发展基石的恶魔,根本无法保证社会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我国重工业发展迅速的主要特征是能源消耗高、污染大、效率低、浪费多。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2006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而且目前煤炭消费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为69%,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2个百分点。
2010年以来,西南五省区的旱灾已经导致了2000多万人饮水困难。半年以前,内蒙古和辽宁西北的干旱导致大面积粮食绝收。一年以前,华北主要省区冬春连续干旱,国家首次发布了旱灾的红色预警。三年以前,四川、重庆大旱导致大幅粮食减产和上千万人畜饮水困难。
根据《中国地下水资源》丛书中提供的2000年以前的资料显示:北方除了荒漠无人区外,绝大多数地区都面临地下水严重超采问题。华北平原北部在近40年时间内已过度开采了上千亿立方米地下水,留下了巨大的地下库容空间。
21世纪,人们可能会因为长期的无节制开采地下水而出现无水可抽的局面。
比起经济危机来,环境危机对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侵蚀更为深刻,影响更为久远。虽然环境问题并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对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剥夺,但每一个环境因素都可能成为侵蚀人权的重要根源。因此,所谓环境危机,与其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不如说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是人性的危机,是人权的危机。
当今社会,资源环境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环境决策绝不单纯是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问题,它是与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取决于经济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对人的重视和尊重的程度。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灵魂、为引领的社会;必定是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社会。传统发展模式忽视了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失,严重危及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使相当一部分人连起码的生存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了。
豪迈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erodes human dignity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kind needs to have, first and foremost, good environmental support. Without good environmental support,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e human right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enjoyed by people is one kind of natural (innate) right; it is inher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integral, inalienable right.
China h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and its land area ranks fourth in the world. China‘s economy is enormous, with the fastest rate of growth of the major nations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hina are the most serious, and will probably worsen further. For a long time, while seeking extraordinary economic growth and rapid development, some areas have caused serious overuse of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exceeding conventional extra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mission of pollutants. Some areas have blindly mounted heavily polluting projects that cause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allowing a minority to become rich while the majority suffer, allowing the present generation to get rich while future generations suffer. Regarding the excessive extraction of limited mineral resources, the increase in resource plundering, such as relying on the sale of resources in return for economic growth, becomes a demon destroying the cornerstone of peopl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undamentally incapable of safeguar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eavy industry ar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large scale pollution, low efficiency, and major waste. By preliminary calculations on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in 2006 China accounted for about 5.5% of world GDP, but energy consumption stood at 2.46 billion standard tonnes of coal, 15% of world consumption. At present, coal consumption accounts for 69% of China’s first time energy consumption, high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of 42%.
Since the start of 2010, the drought affecting five south-western provinces has caused drinking water difficulties for more than 20 million people. Six months ago, the drought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Inner Mongolia and Liaoning caused widespread crop failure. A year ago, the principle provinces of northern China suffered continuous droughts throughout winter and spring,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ation released a red alert for drought. The great drought that hit Sichuan Province and Chongqing Municipality three years ago caused a substantial loss in crop yield and drinking water difficulties for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animal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series of books “Groundwater Resources of China”, prior to 2000, besides the barren, uninhabited regions of northern China,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areas faced serious issues of groundwater overuse. Within the last 40 years,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has excessively extracted over a hundred billion cubic tonnes of groundwater, leaving an immense underground storage space.
In the 21st Century, people may be in a situation of dehydration due to long term uncontrolled 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Compared with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is even more deeply eroding to people’s rights to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ts impact is even more long lasting. Even though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not directly shown to deprive people of their rights to freedom and equality, every environmental factor can become a significant cause in eroding human rights. Thus, rather than saying this so-called environmental crisis is a crisi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it would be better to say it is a crisi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a crisis of humanity, a crisis of human rights.
In society at present,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not isolated issues. Environmental policy making is not simply an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is closely linked to people’s rights to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closely linked to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depends not only on economic accomplishments, but even more importantly on a level of value and respect for people.
A harmonious society must have “respecting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at the soul of the nation, in order to lead society. It must be a society in which the people’s rights to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have obtained full respect and protection.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ethods ignored irreversible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seriously endangered the foundation humanity depends on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preventing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people from obtaining the minimum needs for survival, let alone lead a dignified life.
Hao Mai ("Hero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