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ategorized @zh

新形势下的中国环保NGO之路

政府信息公开等条例的实施给中国NGO创造了新的发展环境。对此,"中外对话"采访了何平,问道中国的环保NGO将可如何利用它们影响力的扩大来促进中国解决环境问题。
  • en
  • 中文

自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在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中国国内NGO组织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式下,环保NGO 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国外的环保NGO相比,中国的NGO组织还存在哪些差距?中国的环保NGO还可以介入哪些新的领域?大学生社团如何实现可持续 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美国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总裁何平博士。

中外对话:作为一个环保NGO的业内人士,在您看来,中国国内的环保NGO组织近些年有哪些可喜的发展?

何平:环境NGO这十几年来发展很快。1999年我们第一次在华盛顿开NGO论坛的时候,只有十几家参与,2003年在北京的时候,有一百多家来开会,现在统计有二千多家(包括学生社团)。而且NGO这几年影响也越来越大,通过怒江建坝的争议、圆明园工程的重新环评,节能活动的推广等,NGO的声音在扩大,社会对环境NGO了解更多,政府对NGO的态度也在改变。

总的来看,学生社团发展很快,草根NGO有一些进展,与政府有关的NGO数量在增加,同时,NGO涉及的范围也更宽,不单是教育和自然保护的NGO,还出现了涉及环境政策,监督和维权等各类NGO。

中外对话:在您看来,中国国内环保NGO的发展还存在哪些限制因素?

何平: 国内NGO的发展环境仍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限制迟迟没有松动,使许多NGO不能正常有序的开展活动。政府内部可能对NGO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角色缺乏了解和认识。NGO 的平台搭不起来,公民的作用不能发挥 ,环境治理就会事倍功半,其他社会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

比如去年在武汉开第五届NGO论坛时遇到一点麻烦。原来在中国开国际会议只要副部级单位就可以批,所以我们一直和中国人大合作,校长OK了,就可以开会。去年政府把会议审批权收回到教育部,教育部对基金会不了解,对NGO也没兴趣,所以不愿意批。因为我是武汉大学校友,和学校关系不错,所以武汉大学和教育部做了一些沟通,教育部最后和驻华盛顿使馆教育处联系了一下,基金会和教育处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他们帮我们说话,教育部最后批了个“2007年NGO学术会议”。在中国倡导NGO不太容易,各方面关系都要有。

NGO的运作经费是另一个瓶颈,相当多的NGO停留在志愿活动的层面,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施加影响。NGO自身的能力,包括机构管理、项目管理,公共关系等也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中外对话:在您看来,中国的环保NGO组织和国外NGO组织的主要差距目前体现在哪些地方?

何平:国内NGO和国外NGO的差距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影响力,国外NGO对环境和自然保护的立法影响很大,对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有直接影响,国内的NGO还做不到;第二是成员的覆盖面和社会支持度,美国几大环保NGO,如塞拉俱乐部、全国野生保护联盟等会员都在百万以上,有什么重大活动,可以一呼百应,但国内最好的NGO也只有一万左右会员(不包括行业协会),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力度有限;第三是经费,美国大的NGO年度财政都上亿,国内的只有几家能上百万,有不少是没有正常运作经费的,主要是国内的筹资渠道太有限,社会捐助的风气也没有形成。

目前国内环保 NGO的规模与环境问题的巨大不成比例, 新设的环保部应当走出行政环保的老套套,为环保 NGO 的发展作些具体的事情,否则,中国的环境改善不容乐观。

中外对话: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NGO组织与政府以及普通民众的良性互动?

何平:NGO与政府应当是合作关系,NGO通过活动和项目,促进公民参与环保,协助政府治理环境,包括提供信息、反映情况、提出方案等,同时政府也是被监督对象,因为有些破坏环境的行为是政府在主导。NGO的活动应当尽量让政府相关部门知道,有些活动可以邀请官员参加,同时多和人大、政协等机构联络,因为这些机构对民间活动比较宽容和理解,也较容易合作,同时他们对行政机关也有直接影响。NGO和公民互动应当是经常性的,NGO很多项目的服务对象就是普通公民,同时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让更多的人知道NGO的项目与活动,现在网络发达了,传统媒体上不去的话,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了解情况的人越多,NGO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参与。NGO的影响不是权利和金钱,而是靠人气和信息,所以NGO的活动,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报道得越多越好。

中外对话:在您看来,NGO可以重点介入哪些领域?如何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何平:NGO介入的领域是没有限制的,根据自身的条件以及周边环境的问题,选择适当的题目,做自己以及组织最擅长的事情,以及公众最关注的问题。目前国内环境问题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只要选好题,坚持下去,总会出结果的。比如有医学背景的人,可以对某一地区人群某种疾病与周边环境的关联进行调查,有工程背景的人可以对某一重大工程环评情况进行追踪。周边有重要文物的组织可以对影响文物保护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对文物保护单位提出建议等。但作为一个NGO组织,要有明确的目标和重点,不能什么都介入。

目前国内的NGO大部分比较小,要联合起来才能有影响,北京地区的NGO联合行动比较多,其他地区的NGO也要联合起来,同时学生团体也要和NGO联系,很多时候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但各自为战,效果都不好,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传播平台、放大声音、扩大影响,争取公众支持。另外要选择一些与公众生活相关的问题, 如某一区域的噪音,污水等,先进行调查分析,然后组织相关利益方座谈讨论,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合适的时候邀请媒体报道,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

中外对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能否切实帮助环保NGO以后的工作开展?环保NGO应该怎样利用这个新办法?

何平:信息公开条例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对NGO的活动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NGO的人要好好研究这部条例,充分利用。因为很多NGO的活动受到限制,苦于没有信息的支持。美国有部法律叫“公民有权知道”,要求所有堆放或者埋藏有害物质的公司或单位通知周边的公民,这部法律对美国的环保运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部法律的影响下,很多公司后来都公布了产品中化学成分对人体的影响, 如油漆中铅的含量对人体的危害等。条例颁布到发挥实际作用还有一段距离,这需要NGO来进一步推动和细化,包括宣传和落实。如果近年内有些成功案例发生,会对如何有效地实施信息公开条例有借鉴意义。

中外对话:您一直非常支持大学生环保社团,您觉得在新形势下这个群体应该怎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何平:从2001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支持大学生团体,培训了两百多学生团体负责人,他们越来越活跃。去年成立了“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正在积极开展校园节能活动。在目前中国的环境里,大学生团体很特殊,他们所受的限制比较小,可以做不少事情。

大学生环保社团几乎每个大学都有,但社团的人数不是太多,可能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够新颖有关。大学生的活动不要限制在校园,应当关注周边社区(或城市)的实际环境问题,深入调查,提出建议和意见。另外也可以选择一些社区或中小学,定期去宣讲环境的知识和概念,还可以联合社区和学校搞些活动(如地球日、环境日活动等),总之,要走入社会,扩大影响。

另外,社团本身的发展也要注意“断层问题”,多吸收新生加入,建立一套“以老带新”的机制,这样社团的发展就能持续和稳定。

首页图片由Joshua Wickerham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