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韦斯曼的环境报告把他带到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从亚马逊雨林，到南北韩非军事区，到纽约市庞大的地铁系统，这位美国记者踏上征程，搜寻人类对自然界影响最大和最小的地方。在他的近作《没有我们的世界》里，韦斯曼到了一个从未有人去过的地方，进入一个想象的时空：人类突然消失，地球开始自愈。
包括中译本在内，这本畅销书现已翻译成30种文字，被称为是我们时代最具煽动性的“思想实验”。“中外对话”编辑凯特·切尼·戴维森采访了韦斯曼，谈及写作《没有我们的世界》的起因，以及该书对人类环境的终极看法。
凯特·切尼·戴维森（以下简称“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为什么选择现在写？
艾伦·韦斯曼（以下简称“韦”）：2003年7月，我接到《发现》杂志编辑打来的电话，她想要我探究一下，如果我们从地球上消失，会发生什么情况，你知道，就像现在。明天，我们都会死去，假若地球不再有我们，大自然会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吗？当我跨越了理论的可能性之后，我意识到这将为我们提供对世界看法的全新视角，这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观察事物的新的途径，而不是担心我们如何才能逆转一切。
戴：显然，这篇杂志文章逐渐发展成了一本书。你怎么知道人们会对基本上甚至与他们无关的一本书感兴趣呢？
韦：当我告诉人们，我在写一本关于如果没有他们地球会是什么样子的书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噢，那不是很好吗？！”那对我真的很有吸引力，使我想知道，这会是什么情况。我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都怀念伊甸园？ 这是否只是我们的一些幻想？还是真有那么回事？我猛然意识到，我的想法在很多层面上非常吸引人，然而我们内心也有只是喜欢目睹事物被毁的嗜好。
戴：你为什么会那么认为？
韦：我认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心理状态同时起作用，一部分是我们天性中的动物性，我们天性怀念一个美丽、自然的世界，没有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在目睹自然把它完全吞噬的过程中感到极大的快感。AM·霍姆斯写过一篇小说叫做《伤感恋曲》，在小说的开篇，你会看到一个完全极度受压的郊区家庭，他们无意中做了一件可能让房子起火的事情，他们本可以很容易扑灭，但接下来他们只是相互看着，尽管事实上他们在激烈的争论中，他们彼此对视，看了看火焰，面露微笑，然后走开了。似乎在说，啊，管它呢。
关于我的书，有人对我谈到了类似的事情，特别是关于你房子的墙，或者是围绕着我们整个文化的墙——如纽约市，若没有我们的支撑，会如何土崩瓦解。很多人对我说，阅读那一章有趣极了。
戴：写这本书的经历如何使你对全球变暖之类的事情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韦：我用同样的方式看待全球变暖。气候变化一直在地球上发生，但是这次（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变化）显然起源于我们的活动，因为很容易证明我们往大气中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以及碳的数量和我们制造的其他温室气体与温度上升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小时候对古生物学着迷，我可以接受地球在不断地变迁，我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这个物种失控了。因此，我对全球变暖的看法没有变，而且得到了强化，我从未遇到过能让我减少关注的任何事情。
戴：这本书完稿之后，你认为形势已无可救药了吗？
韦：对于希望，或者对于大自然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受到激励，我的看法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变化，而且经历了好的变化。目睹环境破坏，我曾经真的很沮丧，我曾用世界末日来考虑这一问题，这是一种高度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我们所知的地球可能在走向终结——非常可悲的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活动——也许意味着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结束，但是生命不会结束。在写这本书的研究中，我接二连三地看到，生命是多么地不屈不挠，令人惊讶。
戴：嗯，因此地球将比我们的命长。但是我们人类注定要失败吗？
韦：我不会轻言放弃。我想，人类的生命将延续下去，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书名叫做《没有我们的世界》，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密切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完整地了解我们所造成的影响。我不想让这本书成为一场辩论性的讨论，而是向人们作出展示，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过最终，我提出另外一个假想：假如我们也许不死，但是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
戴：那是中国执行已久的政策，然而这一想法在你的国家美国仍然很不受欢迎。你从那里的读者获得了什么反响？
韦：反响各式各样，有些持欣赏态度，但是拉什·林堡（一位保守的美国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在节目中把我骂得一钱不值。
戴：你认为或者希望你的书在中国的反响将会怎样？如同你书中所说，中国仍然是地球上人口“繁殖”最活跃的国家？顺便说一句，中国不认为自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
韦：他们不是问题的始作俑者。然而， 人口激增，他们的人口增长无疑居世界之首。他们也曾是力图有所作为的世界领导者，我认为，中国的实验（独生子女政策）非常有魄力，而且非常、非常难以试行和执行，显露出很多的缺陷。不过，那正是实验所要做的。
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实验，引出了很多我们必须克服的问题，我希望他们获得敬重，希望我们会再次考虑这一实验。就像开始时，人人都不重视气候变暖问题，不想正视它，但是现在我们转而意识到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它。在谈及全球变暖时，我认为，正如阿尔·戈尔一样，中国人也是先驱者。
戴：你是否是全世界采用独生子女政策的真正支持者？
韦：这本书是一个思想实验。即使是人口过剩问题，或者是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我对那个根本不满意，不仅因为我爱我的姐姐，而且我是老二，因而甚或不可能坐在这里。不过，我们面临着不愉快的选择。认为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吃森林友好型食物或其他东西的生存状态是荒唐的，我们不能毁灭自身而进入可持续状态。我们必须降低消费，那意味着我们要么通过回收反复消费，要么消费更少的东西，发展是有限度的。
艾伦·韦斯曼：美国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和教育家。
凯特·切尼·戴维森：驻旧金山记者，“中外对话”的美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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