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三个“R”:环境变化的生存之路

面对自然灾害,没有一个国家准备万全。实际上,世界上最富的一些国家准备得却是最差的。关于如何减少气候变化造成的巨大的人身和安全损失,克里奥•帕斯卡尔指出了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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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强气旋风暴"纳尔吉斯"已造成了10万的死亡。 就在这一灾害发生在缅甸10天之后的周一,中国西部四川省遭到了7.8级强地震的袭击。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地区以及越南和泰国等邻国都有震感。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地震后,中国总理温家宝周一晚已达到了灾区。他称此地震为"严重灾害",并强调"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 胡锦涛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援工作。部队官兵已派遣到灾区帮助救灾。已有报道说,距离震中几百公里的三峡大坝没有因该地震而受损。

该地震造成的伤亡目前已有几千人。这次受灾的最新情况每小时都有更新,这同发生在缅甸的灾情通报情形形成了对比。缅甸的军方政府在热带风暴发生后拒绝向国际援助人员发放签证。缅甸政府虽然现在已同意接受国际援助,但坚持它自己把救灾物资送往灾区。

在中国和缅甸遭受热带风暴和地震严重灾害袭击之际, "中外对话"再次刊发克里奥•帕斯卡尔今年初建议的各国就环境变化如何采取更好预防措施一文,以助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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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对于现状的危害是持续而普遍的。全球运输、国际法、边界、农业、基础设施、资源获得、军事力量和经济稳定等等,任何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

正如大家都能看到的,没有任何国家准备万全。但是,情况不应该这样。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着手,减少环境变化造成的人身、经济、政治和安全损害。这三个阶段可以用三个“R”来概括,即:

• 强化(Reinforce):事先通过良好的部署、交流和管理来强化缓解和适应。

• 救援(Rescue):在危机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救援。

• 恢复(Recovery):支持一个长期的地区恢复来消除分裂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都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落实:即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包括产业界)。这样,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更好地抵御环境变化,换个角度看,这也是脆弱性的六个方面。下面这个分析中列举的这六个方面的要素,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防灾准备程度。

 

 强化救援恢复
政府层面

—气候防护基础设施

—充分的紧急服务训练和装备

—到位的防灾计划并经常更新

—明确可行的指挥和控制体系

—救援队与受灾者之间的良好沟通

—有效灵活、便于落实的计划和措施

—社会服务召集令,以减轻居民点的创伤

—有助于环境稳定地区重建经济的经济动因

—恢复进展的交流

社会层面

—防灾计划的公众认知和群众参与

—巨大、灵通的社会网络

—充分的群众沟通

—危机状态下的强大社会凝聚力

—对情况和需要迅速变化的适应性

—不完全依靠政府及其他外部援助的能力

—帮助社会和经济重建的非政府性深度支持

—着眼于长期稳定发展而非短期利益的企业行动

看一看这个揭示脆弱性的图表,很清楚,一些最富裕的国家也在最需要加强防灾措施的国家之列。卡特里娜飓风暴露了美国在六个方面全都存在巨大缺陷。这实在不应该。把新奥尔良的适应能力和遇到类似情况的其他地区的行动进行对比,是很有价值的。

就在卡特里娜袭击新奥尔良的几乎同时,孟买也遭遇了历史上的单日最大降水,发生了洪灾。孟买官方几乎毫无准备,但各地方组织站了出来,为灾民提供栖身之所和食品,积极地保护他们自己的社区,宣传疏散路径,甚至还为那些跋涉好几公里出城的人提供饮用水。在孟买洪灾中,大约有1千人死亡,经济损失估计为10亿美元,但犯罪大大减少,社会并未瓦解。孟买在强化(政府)、救援(政府)和恢复(政府)这三个方面虽然失败了,但当地社会网络的力量在救援(社会)和恢复(社会)方面取得了成功。

2006年中国东南部台风灾害也可以用这个图表来分析。截至当年8月11日,该地区遭受了8次台风袭击,其中包括50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死亡人数超过1700人,超过500万所住宅和32.375万平方公里农田被毁,损失至少为200亿美元。在最大那次台风的高潮,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包括电视、互联网和书面信息——通告避难路径。总共有150万人被疏散,4万艘船被召回港口,所有“与抗击台风无关”的行业全部停业。社会没有崩溃,所有级别的政府单位、包括军队都同心协力,有效地控制了不必要的损失和后果。在这次灾害中,中国在强化(政府)的方面是失效的,部分是因为重蹈了美国的覆辙,未能控制洪水多发地区的扩大;但中国在救援(政府)方面非常成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政府回应能力强的国家必须要在民众中认真地建立一个弹性、救援和恢复的进程,否则就会因为人民缺乏自救能力而失败。必须在民众中普及信息和足够的反应模式,这样要想改善并逆转在应对环境变化中的脆弱性,在政治和组织上就都变得可行了。只有在全民参与的情况下,适应才可能实现;只有政府和企业是不行的,这二者是抗灾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适应能力有很多,有些最富裕的国家可以向少数最贫穷的国家取取经。比如,孟买的救援(社会)比较成功。法律和秩序保持了稳定,群众既没有发生非常的侵犯行为,政府也没有像新奥尔良那样实施恐慌的非常管理。对于这一点,一种解释是,由于经常遭遇洪水,印度的主要城市受到影响,人民的对天气灾害已经“接种疫苗”——术语称为“气候行为抗体”。不断的行为调节导致人们对极端突发灾害天气出现耐受性,而政府过去的僵化反应也增强了他们在面对这些灾难时的自救性的恢复力。

就像“反恐演习”一样,也可以用“天气灾害演习”来创造出类似的抗体,以防止出现类似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那种市民社会结构的瓦解。同样,在政府层面上,气候危机必须被列入管理规划的主体。比如现在的紧急报警中心都是用来反恐的,它们也应该用于气候防护。

在恢复阶段,也有各种措施来帮助实现长期的稳定。比如,这些突发的灾难中,平常遵纪守法的公民会在紧张下发生突变,诉诸一些反社会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暂短性犯罪事件”,对于这种现象,必须有一个认知。这些初犯者应该被送到专用的设施中,避免受到主体监狱系统的负面影响,然后尽可能快地让他们回归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做不到,将会导致新的长期犯罪浪潮。

同样,能源部门的潜藏问题也在逼着我们实现创新,关于如何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潜藏安全问题,必须彻头彻尾地重新思考。所有国家都面临风险,最富裕的国家也一样,有时它们的风险还尤其巨大。但是,所有国家也都有潜力提高现有的自我保护水平。在一个环境变化的世界里,减少损失和促进发展同样重要。

克里奥·帕斯卡尔是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

克里奥•帕斯卡尔保留本文的版权

首页图片Mohd Nor Azmil Abdul Rah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