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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还是食品民主?

政策专家蒂姆•朗称食品生产中“非此即彼”的选择方式正在迅速消失。在伦敦的一次讲演中,他阐释了为了人类和地球共同的健康我们需要做些什么。玛莉安•贝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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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未来将充满竞争,英国食品政策专家蒂姆·朗说。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总的来说“人类在为解决温饱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这些进步代价巨大,对其本身来说是一种倒退(特别是营养不良),食品供应方式的改变”势在必行。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气候越来越暖,地球面临着一场关于食品供应的艰难争论。朗认为“气候变化、石油依赖、迫在眉睫的大规模用水紧张、肥胖伴随着饥饿,诸如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并非只是流于表面。”12月6日他在伦敦发表了2007年雷切尔·卡逊纪念演讲。(卡逊的书——特别是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该书记录了农药对自然环境的有害影响——推动了西方环境运动的发展。)

朗表示,随着关于食品供应的争论愈演愈烈,这次演讲的发起者英国农药行动联盟(PAN)、和其他专门NGO都“需要确保他们的声音能够得到关注”。但是,他说,“单一议题运动是不够的”,工作需要反复核对——由多种来源和观点证实。在面临许多相关问题的时候,在寻求为所有人提供安全、合法生产、可持续食品的挑战中,朗提出了 “也许能够把我们联合起来”的四项原则。

它们是:

• 人类和地球的健康是相互联系的;

可持续发展 的挑战不能局限于现存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发展必须重新定义;

• 自由选择将不再作为一个政治目标。 “选择干预” 应该公开、可管理、并用于可持续发展;

• 为争取食品民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不应该被新环境和社会压力的急迫性所淹没。

决策者们(像大多数人一样)把健康看作是“生理机制的一种功能:生物、肉体、输入和输出,问题都产生于此”,朗说,一个更有用的框架是“生态大众健康”。因此,健康被看作是“生态关系的一种功能:人类的、地球的和社会的”。“健康是我们如何管理生活的四个领域的结果:物质(环境)、生理(生物)、社会(人际交流)和认知或日常生活(文化),”而不是被看作是卫生保健——“当疾病来袭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东西”,朗这样认为。

他指出“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考虑食品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扫清营养与环境之间、安全和足够供应之间、数量与质量之间的障碍。我们必须考虑建立一个能够满足所有这些目标的饮食系统,并且不能为了给今天提供足够的供应而破坏资源,对明天造成损害。”但是,他补充道,那“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朗说,在一个“ 石油峰值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人口增长的时代”,赌注很大,在“这个新的政策领域”,必须再次强调那些老的、基本的问题——包括土地和食品安全。“消费多少才算够?哪些人必须减少消费,而哪些人应该消费更多、与众不同?在食品问题中,这是关键。”

“土地用来做什么?——食品、燃料、饲料(动物)还是衣物?当我们认识到方法的可持续的重要性时,把食品安全定义为充足的食品是正确的吗?二者都能实现吗?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谁的安全?到底是谁和什么控制着食品?”

朗认为,“在一个由公司控制、高度集中的食品系统中”,国家法律制度看起来很脆弱,“对于流向不可持续发展的食品系统似乎无能为力。”表面繁荣而微不足道的发展变化是不够的,他说。“目前,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一都是由食品消费产生的,而且如果每个人都像英国那样消费,我们得需要6个地球。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除了断定现有的系统不可持续发展、而且市场扭曲、需求混乱,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朗表示有必要对生态现实进行评估。他提出,其中一个因素是消费者选择。他说,“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任何食品包装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印刷合适的信息:内含碳、一氧化氮(N2O)和水、营养、公平贸易等等。现代食物链的现实是,甚至在消费者看到产品之前零售商就进行了‘选择干预’。他们建立合同和规范,这些构成了选择。”

然而,这种做法有很多缺点,朗认为,即使“零售商推动世界前进”使政府感到震惊,他们也应该在食品政策中坚持己见。即使是零售业巨头“也不能解决气候变化或石油依赖”,朗说。“他们能够把节能灯炮推广至主流应用,也能加紧进行加贴含碳标志,这些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食品经济,这些是不够的。零售商行为不能取代政府框架。在现在的选择干预‘颠覆’规则的食品系统中,工人和消费者都不是主人。”

那么,必须由“适当的主体在需求层次上”采取适当的行动。朗说,消费者选择“在民主市场中有其自己的位置,但是除非选择干预不断改进,而且在供应链中有更严格的标准,否则很多重大挑战将不会出现。”

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了“食品民主”这一术语,他说:“我当时提到的是为所有人的食品改善而斗争的漫长过程,而不是为了极少数人……食品民主远重于供应充足,并强调在食品系统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国内公平方面的行为准则和社会公正。违背食品民主,我们就能够利用食品作为控制工具,建立‘食品控制’。”

“可持续发展危机可能按照下面任一模式发展:控制或民主,”朗补充到。“随着采取强硬行动来保持生活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案例的增加,如果人们不能保持不断的变化,即使是好心的努力也会造成相反的结果。食品政策中,国际上食品控制和食品民主间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在贸易共同农业政策(CAP)的洽谈中——但是涉及的领域正在扩大,很多问题包括其中,诸如生物燃料(耕地用于种植燃料作物,用于汽车和电力)、利用转基因来为不断扩张的人口提供食物的争论重新兴起(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能够养活世界吗?’争论)、以及诸如功能食品等食品的技术问题导致的与饮食相关的不健康。”

朗提出,因为世界政治的“构造板块”正在改变,必须要放眼未来,进步也许会被抹杀。人们已经从历史中得到了教训,他强调,“如果不明智地使用耕地,即使对富国来说也是冒险”。

“因为英国再次犹豫不决,打算允许本国农民自由发展,我们觉得最好再问一次土地的用处何在:风景、舒适、碳固定、水、宅地?食物?”朗补充到:“我支持公平贸易,但是也担心英国的生产在下降。目前,英国63%自给自足(本国食品74%自给自足)。食品贸易的鸿沟正在扩大;大概220亿英镑(450亿美元)的食品和饮料来自进口,其中68%来自欧盟的某些国家。”

自从几万年前农业生产开始以来,食品系统一直充满活力,朗说,在过去50年中,食品生产的“变化范围和速度是空前的”,是真正的结构变化。同食品经济的力量关系一起,食品的前景已经发生了改变。朗指出,即使在发展中国家 “人们也已经广泛地注意到食品零售巨头已经成为了食品产业的主人。”(他指出,在英国,在雇佣情况和附加值方面,公共饮食业与零售业势均力敌;同时,这两个行业都压制着农民和初级生产的发展。)

“现在,这种空前的食品力量通常体现在国际层面上,”朗说。“在一个国家,公司可以很大,但是当人们看到他们扩张的时候,他们的力量真的很惊人。但是,它避开了任何国际框架。”在跨国公司间取得平衡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哪怕是赢得对行为准则的承认也不容易。

 

考虑到现代食品力量的现实,朗说:“现在,在政策制定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分歧。由于国家撤销或放弃了对大公司的控制——被‘挖空了’——企业已经创造了一个平行领域。”现在,在食品的标准制定中出现了双重标准,比如在营养标签上。欧盟成员国家希望引进转基因食品,但是消费者的行为却在相反方向上影响了零售商。在农药问题上,主要零售商对农药残留物设定了比一些国家更严格的标准。

由此可以断定,其中的一些发展是消费者权力在食品民主之前作用于市场的证据,对此朗表示担忧。公司董事会会议室能够证明,奇怪的商业接管能够改变企业的标准。“问题是,在是否为所有人都提高竞技标准的时候,国家表现得犹豫不决,”朗说。他补充道,在掺杂着为公共空间竞争的信息的“政策不和谐”中“公共政策正在变成私人物品。”

但是,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变化即将到来”,朗指出。“即使是成功的丰田/特易购质量管理也不能控制气候变化或全球水危机或石油峰值。当系统基本稳定的时候,逐一控制每个因素、通过注意质量和细节来消除影响的模型就运转良好了。”

朗说,他相信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潜力,“但是我担心的是时间问题,以及各方压力的集合。”他的担心包括:食品价格上涨、人口、土地、石油和能源、气候变化、水、健康、肉类生产和文化。

由于一些原因,食品价格一直在攀升——他说,这些原因包括中国和印度越来越富足的“好消息”。但是,由于水缺乏、生物燃料生产衰退、动物产品的巨大消费、和粮食进口,这两国的食品价格也在升高。“这给富国进口商带来了压力,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是可怕的,”朗说。“乐天派说,有新的土地(或是东欧的旧土地)可用于耕种。但是能向那里迁移什么呢?”

世界人口为66亿,预期到2050年将达到91亿。都市化似乎不可避免,城市人口日益超过农村人口。“谁将成为农村劳动力?”朗想知道。“看看在英国和欧洲已经出现的对移民的敌意(种族歧视)吧。”

关于土地,他强调,“显然,对耕地的明智使用必须处于土地使用的核心位置。”但是,根据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的计算,“英国目前的食品和农业生态足迹(土地、能源和海洋空间利用)高达该国食品耕地的6倍”, 朗说。在英格兰西北部,他说,“2000万吨原材料最终只生产了420万吨的消费食品。50万吨的食品和饮料从来没有被食用过,直接被送往垃圾填埋地。所吹嘘的由于采用了有效系统而在减少垃圾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进步,实际上是用一种形式代替了另一种形式。”

随着油价每桶逼近100美元和关于是否石油生产达到了峰值的争论愈演愈烈,朗想知道,一个不依赖石油的食品经济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农业本身——更不要说消费者要去商店了——是依赖石油的:农药、设备、耕作模式、配给。食品供应链整体是否有效都依赖于化石燃料。”

当然,气候变化也对食品系统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英国关于气候变化经济的斯特恩报告、以及2006年的另一份文件——欧洲委员会的联合研究中心(JRC)的分析,二者都发现食品产业——以肉类、肉类制品和奶制品工业为首——是温室气体最重要来源。肥料——包括一氧化氮——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显然,水 “对任何食品系统都是十分重要的”,朗指出,70%的淡水用于农业。他说,现在92%人的水供应是相对充足的,但是预期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跌至62%。内含水或虚拟水——用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可能像温室气体排放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朗断言。(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环境组织2006年的报告富国,贫水》中所提供的数字,生产一杯125毫升的咖啡需要140水,一块30的面包需要40升。)

关于健康,朗断言:“西方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在政治层面上,“来自不同健康组织的指导方针将逐渐集中:更多的体育运动加上以蔬菜为主的饮食,并限制奶制品和肉类(如果有的话)”。他注意到随着汽车的使用,肥胖人口越来越多,随着国家越来越富有,饮食由简单的主食向高脂肪、糖和盐的加工食品转变——消费本身也是如此。软饮料代替了水。“这种转变不仅是饮食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朗说,这也是市场运动的刺激使然。

他指出,另一方面的不可持续发展文化是肉类生产。除了由家畜及其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肉类生产也是“土地和水退化的一个主要来源”,它还是导致生态系统的酸雨酸化的原因。(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2006年的报告牲畜的巨大阴影》中提到了这个主题。)“我们饲养动物,然后食用,这是食品‘进步’的基石,”朗说。

那么,未来这一切将把世界带往何处呢?最后,朗重申,“食品政策是原则问题,”而“我们正在迈入一个重大原则即将开始生效的时代。呆在熟悉的领域里行不通了。”朗宣称自己是一个乐天派,他说:“使社会公正赢得民心是可能的。使食品系统改变方向也是可能的。通过采用民主地责任方法在很多方面提高标准,调节食品控制倾向和‘选择干预’同样是可能的。”

然而,他补充道,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政府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带头“为新的生态思维创造智力空间”并支持“竞争的依据和观点”。朗声称,政府有责任而且必须“停止假装食品跟他们毫无关系”。

• 在诸如农药使用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供应链需要建立更好更全面的目标”。“当即使大玩家也因不确定性而紧张的时候,就没有大胆的政策谈判空间了,”朗说。“建立新的框架使市场力量能够在其中起作用,这与无约束的‘选择’不是一回事。”

• NGO要勇敢。就像他们所作的那样,通过弥合国家、供应链和国内社会间的裂痕,非政府组织“不能逃避责任或忽视”即将到来的挑战。“经历了几十年的胜利的用户至上主义政策,”朗说,“更加冷静的长期政策也许会重现,取代过去几十年的渐进主义”。

• “我们必须保证,未来要致力于生态大众健康的四个方面:不只是目前集中了大多数政策注意力的物质和生物重新排列,”按照朗的说法,“还有社会和文化尺度。”

朗,这个建立了“食品里程”术语的人坚信,世界必须预见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食品系统是什么样子,这个系统当前还不存在。“可持续发展农业能够供养全世界,”在卡森演讲之后,他说,“但是我们的饮食将有很大不同”——而且食品将来自不同的地方。“现在,有足够的食品来供养世界,”他补充道,“但是,不能供养90亿人——如果我们仍然保持现在的饮食习惯的话。”

蒂姆·是伦敦城市大学食品政策教授。最近,他发表了2007年雷切尔·卡森纪念演说,该演说由英国农药行动联盟(PAN)发起。

作者简介:玛莉安·贝德,中外对话副主编。

首页图片由Ben Harris-Ro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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