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印度庆祝独立60周年的第二天，当我和尼拉吉·巴贾注视着孟买全国证券交易所电子显示器上每况愈下的数字时候，我在他旁边开玩笑地计算着，随着全球市场调整咆哮而过，作为印度最大的商行的负责人他穷了多少。当天晚些时候，在城市的另一端，他主持了印度商人协会（他是该协会的主席）主办的一个会议，会上我发表了重要讲话。我直率的预言一点都不令人感到舒服：在国家独立一百周年之前，印度将面临一场更大的市场动乱。
巴贾在介绍中指出，我在1994年提出的三条底线(TBL)的概念，现在为“印度联合公司”提供了一种方法，能够帮助其应对莫汉·辛格总理在独立日讲话中提出的挑战。然而，在解释三条底线法将如何起作用之前，我强调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目前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已经开始了第三次伟大的解放运动。而且第三次解放运动可能比前两次加起来还要伟大。
第一次解放运动是从英国统治下实现解放的过程，最终在1947年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印巴分制真正将国家分开了，其余震或许在2047年仍将影响世界。
从1991年开始，随着印度努力赶上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过程，第二次解放运动目睹了国家的铁腕最终撬动了经济实力的杠杆。这一次，国家经济仍然受到了冲击，但是有一些商界的弄潮儿成为了新秩序的受益者，比如我在阿格拉、德里和孟买的一周中遇见过的那些人。
那么第三次解放运动呢？好吧，如果说第一次解放运动打破了英国的束缚，而第二次解放运动打破了国家束缚，那么第三次解放运动必将同时完成一次“三重突破”——把现代经济的利益带给10亿印度人口中2亿5000多万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打破贫困的束缚，同时保护国家的自然环境。
变化的前景
污染和自然资源退化已经成为了今日印度的显著特征，除此之外，现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总理的讲话强调了这一点，他同时指出，经济、社会、政治和教育等形式的授权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与之并列的还有，通过有效努力以解决范围日益扩大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全球变暖问题。
然而，与中国一样，印度的领导人常常坚持，倘若它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仅仅”有几个百分点，全球变暖不是印度的问题。的确，这周早些时候在阿格拉的由印度工业联合会(CII)组织的企业领袖高峰营中，我听到一个退休的高级环境官员明确地指出了那一点。
在那里，我发现与短短几年前相比，参会的企业领袖们的态度明显更加投入。几年前，国家的“第二次解放运动”使解决印度可持续发展（或者更确切的说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被移交给企业，导致企业领袖的态度不积极。引起企业态度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可持续发展卓越CII-ITC 中心的工作。
ITC公司最初代表皇家烟草公司，我对它的看法一分为二。一方面，它像一个印度版的烟草公司飞利浦莫里斯，尽管其销售烟草的收入比例已经下降到大概47%。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在社会林业等领域的非凡成就，ITC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在其CII活动的讲话中，Y.C.戴维什沃承认，公司的形象使之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境地，但是他强调，“我们决心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做出一份贡献，”而ITC“达到三个底线基准”的承诺 “是关键因素” 。在他介绍的成就中包括，ITC已经连续5年成为一个“水积极”的公司，而且在过去2年中一直是“碳积极”的。ITC还力图达到“零固体垃圾”，在过去一年中它已经回收了超过90%的固体垃圾。
国内社会
虽然这种声明是鼓舞人心的，但是显而易见，尽管有大量的NGO，国内社会组织在监视和挑战发达国家企业方面还是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发展这种组织方面，印度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参加了CII的活动，目前它正在号召建立一个中印“可持续发展轴心”，以保证世界经济的转变在日益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上继续前进。当然，越来越的人注意到，这将是21世纪的一个显著问题，去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及时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可能不得不再次进行所有的市场调整。当我还在印度的时候，有消息透露，由于发现某些玩具的涂料中铅含量超标，美国美泰公司被迫召回了大量的产品，一个为该公司供应玩具的中国工厂的老板自杀了。虽然，如果过于强调诸如全球变暖等问题，前面提到的问题可能无足轻重——而当社会其他各界试图做出一个有效的反应时，人们发现企业界并不合作。
在孟买的IMC活动中，我被问到的问题之一是对1984年博帕尔惨案的看法。我相信，起初，联合碳化公司是有罪的，2001年陶氏化学公司购买了联合碳化在博帕尔的资产，它没有彻底掌握全世界不同的法律、财政和道德责任体制。我还认为，由于对悲剧后果的完全混乱的处理，印度各级政府应该受到谴责。
SustainAbility公司本身在印度从事的工作一直以来不断变化，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议程总是在不断变化。首先，客户是非印度公司（如福特印度分公司），它们想要测试应对新兴地方企业的地区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客户也可能是将呼叫中心和其他经营活动外迁至印度的公司，想要评价相关的操作和关系的责任。然而，人们越来越多地感觉到，印度公司自己将在市场上寻求帮助，在“三条底线”日程所覆盖的区域中，塑造其策略、执行和责任机制。
一个结果是，我们正在计划明年在印度建立我们的第一个新兴金融市场。那说明，当印度进入独立后的第7个十年的时候，我在印度的经验使我毫不怀疑，如果要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改变商业模式。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挑战，但是由于新兴金融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决定了全球经济的形态和方向，越来越多的企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判断我们表现的人，将不是一直密切监视着最近市场调整的投资者和股东，而是数以亿计的仍被排除于主流经济之外的人们——而且，最主要的是印度和非印度的未来几代人。那么，中国能加入印度的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轴心吗？目前的证据表明，这一点也不乐观，但是值得关注9月在大连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在那里我将参加4个独立的会议——从“经营管理风险”经由“慈善事业的新趋势”到“绿色科技”。至少，将我满怀希望地前往。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始人及主办人；他的博客是https://www.johnelking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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