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雄安新区规划蓝图正式揭晓。这项“千年大计”是对习近平主席高质量城市化愿景的最佳诠释 。
绿色、创新和先进的雄安被视为解决中国主要城市“大城市病”（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和城市无序扩张）的一剂良药。
在最近一次雄安新区的全球推介活动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雄安将成为一座“未来之城”，为新世纪城市发展树立榜样。
作为绿色城市化的试验场，中国政府承诺雄安新区的城市规模和人口将不会超过环境与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雄安的能源终端消费将全部采用“清洁能源”（包含天然气），而且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不低于50%。
为实现城市规划新典范的目标，中国政府希望将雄安打造成一个高科技产业、创新产业和可持续金融的中心枢纽。未来五年，雄安将通过绿色金融确保投资的透明度和积极的环境效益，充分利用万亿投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而在城市街道层面，雄安计划将大尺度融合绿色空间与小街区，创造一种比北京的多车道大马路更宜居的城市景观。
外交部举办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图片来源： 外交部
打造中国生态城市
中国一直都没有停止生态城市或区域的试验。早在1986年，江西省宜春市就宣布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生态城市。据奥斯汀·威廉姆斯在《中国城市革命：了解中国生态城市》一书中所述，贵州贵阳市在2004年就成为中国首个致力于零废弃循环经济的生态城市。
2008年上海市与河北省保定市一同成为中国首批扶持低碳产业和绿色生活方式的低碳城市。此外，中国还设立了各式各样的绿色产业园区，从而节约能源和资源，削减污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按照威廉姆斯书中的说法，这些项目的表现可谓参差不齐。一些城市甚至通过篡改数据和评估系统达成目标。例如，有些生态城市为了让污染数据显得比极低，只记算城市中心地区的污染水平，而故意忽略城市外围工业的数据。
不久前，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及其合作机构联合对中国几个官方指定的低碳城市进行了一次测评。结果显示，“许多城市仍然拥有不少高碳和高耗能产业”，并且“要想实现绿色低碳经济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评测作者对“十二五”计划（2010-2015年）期间所取得的环保成绩也予以了肯定。
雄安是否会有所不同？
一直以来，中国的生态城市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牵头，而雄安新区则主要是中央规划的产物。创建新区的首要目的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分担北京的城市压力。官方希望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可以比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这两个中国城市化奇迹的新经济区。
但是，这其实反而强化了雄安规划中“自上而下”的特征。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指出，雄安新区或许将成为衡量中央政府政策效力的一个公开标尺。
更确切地说，雄安也是领导层生态愿景在大城市层面加以运用所面临的首个检验实例。一座根据这一愿景设计的新城将从无到有，在一个先前的经济落后地区拔地而起。
试水绿色金融
作为绿色倡议的一部分，雄安将尝试利用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为治理当地水系、建设节能建筑与公共交通系统筹措资金。
负责领导雄安新区绿色金融前景研究的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这些项目预计需要上万亿元的资金。
这个研究报告强调，对于雄安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尝试从一开始就将可持续金融理念与非传统融资机制融合在一起的机遇。报告指出，吸引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关键在于使绿色基础设施可以被“卖给”金融机构。
报告指出：“雄安的绿色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报期长，而且未来收入来源也不确定。这就需要在政府常规预算之外探索新的融资渠道，同时强化市场和国家在培育新商业模式和投资工具方面的能力。”
报告作者还警告称，缺乏金融技能和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可能成为这一地区实现绿色金融愿景的主要障碍。但是，地方专业人士不足这个问题似乎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担忧。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雄安已经不再是河北的雄安，它现在是中国的雄安。中国最顶尖的绿色金融专家很快就会加入进来。实际上，随着一些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始考虑入驻雄安的项目，人才已经开始涌入这里。”
而从国际上来看，由伦敦金融城与马骏领导的中国绿金委联合成立的“中英绿色金融中心”也将帮助开发金融产品，为雄安的一系列项目筹措资金。
伦敦金融城市长查尔斯·鲍曼表示，雄安“具备成为全球顶尖的智能化可持续城市的巨大潜力”。
鲍曼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造访雄安。他表示，“我已经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非常期待看到新成立的中心为雄安项目提供支持。
雄安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图片来源：颜邯
雄安的清洁电力
雄安的能源系统规划也充满了极具未来感的关键词。国家电网公司表示，雄安将全面推进“再电气化”，实现100%清洁电力供应。国网希望推动电网升级，同时适应储能技术发展和可再生能源供应增长的需求。此外，整合了储能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的太阳能光伏系统等均被列入了雄安新区智能清洁电力解决方案之中。
雄安新区电力将占能源消费比例达到52%以上，超过东京、巴黎等很多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此外，根据国务院四月批准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雄安还计划开发利用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进行供热，作为天然气和生物质能的补充。
然而，区内可再生能源发电仅能满足雄安电力消费总量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电力供应还要依靠冀北、内蒙等风电、光电丰富地区的远距离特高压输电。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清洁电力并不一定来自低碳可再生能源。中国政府发布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中将燃气发电也归类为“绿色项目”。比如北京和上海也从其他地区消纳大量电力，但是这些电力资源却是通过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环境面临重重挑战
尽管这种对可持续发展的坚持值得称颂，但是考虑到雄安长期缺水、生态环境严重退化，雄安新区绿色试点真正的环境效益如何仍然是个问号。废旧塑料处理、有色金属加工、皮革与服装制造等小型重污染企业一直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上文提到的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雄安有不少环境脆弱的热点地区。银行与金融机构在开发项目融资产品的时候，必须考虑这些社会与环境风险。”
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办公室项目经理张凯指出，刚刚起步的中国绿色金融存在两大缺陷：项目标准和透明度。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严重影响雄安绿色金融大计的真实环境效益。
中国现有的绿色项目标准还未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就导致许多潜在的、可能对气候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项目被列为绿色项目。据了解，中国有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绿色项目评估标准的修订版。
但是从长远来看，雄安最有可能面临的是水资源压力。中科院警告称，尽管毗邻华北最大的淡水湿地白洋淀，但是雄安的地下水资源如今已告急。过去十年，雄安三县的地下水过度开采问题严重，地面沉降严重。
科学家也警告说，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气候模式转变可能会在2026年到2046年间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届时中国华北地区的干旱时间将明显加长。
探索雄安新模式？
尽管雄安面临着非常独特的挑战，但是它会对中国其他地区产生广泛的影响。作为中国领导层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将会成为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典范。同时，马骏也表示，雄安的绿色金融试点也会得到推广，比如将有关经验辐射到“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中方参与融资并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
但是，政治上绝无仅有的支持和相应的资源和专业技术可能会让雄安经验成为一个特例，难以在其他地区得到复制。
张凯表示：“从绿色金融角度来看，我认为雄安模式无法在其他城市进行复制。”在他看来，去年在广东、贵州、江西、浙江和新疆等地开展的一系列试点项目更具参考价值。这些项目不像雄安那样能够享受高级别的政治支持，因而更能准确地反映绿色金融模式是否能够加以广泛推广。
同样，由于电力基本依靠“进口”，所以雄安实现清洁电力目标根本不成问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这主要还是得益于资金与政治方面强大的支持，跟“北京和上海一样”。
林伯强表示：“由于雄安新区完全是新建的，所以也就成了尝试各种新概念的理想场所，比如智能电网和分布式太阳能建筑，但是这种模式在其他地方是无法复制的。”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学界和媒体评论经常会将雄安新区与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和日本的筑波进行比较。这两个地方均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主要也是为了疏解伦敦和东京巨大的城市压力。
特别是筑波。和雄安一样，筑波也曾希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试点模范城市”，一个汇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地区技术中心城市。但是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成功。一些城市规划研究者认为，僵化的中央规划模式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反而是硅谷这样监管较少、开放度较高的城市系统容易取得成功。
然而，雄安所处的体制背景与英国和日本完全不同，所以也许结果会有不同。但是未来到底如何，恐怕还要数十年后才能见分晓。
翻译：Estelle
